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天文台女台长，她建立并发展了中国的综合世界时系统，并使得该系统精度从1963年起一直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她力主设立的基线干涉站，为嫦娥一号探月创造了必要条件。1988年，她当选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席。1994年，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叶叔华星”。

　　叶叔华是天文地球动力学的开拓者，发起了亚太地区空间地球动力学（APSG）国际协作计划并担任首届主席。她负责的国家攀登项目“现代地壳运动和地球动力学研究”在多个方面取得国际先进水平成果，首次建立了中国地壳运动的完整图像，成功预测了多次厄尔尼诺灾害，有着显著的社会效益。

　　她实在太忙了。约访叶叔华院士，花了一个月时间，因为每次打电话给她的秘书周女士，周女士都抱歉地告诉记者叶老又出差了，而且地点不停地变换，有时在北京开会，有时去了美国交流。9月5日上午，记者如约赶到上海天文台时，周女士还特意叮嘱：叶老前一天刚刚驱车去浙江安吉考察天文台的后备用地，来回花了一天时间，已经非常疲惫，让记者别占用叶老太多时间。而后，叶老马上又将出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家国危难 漂泊求学

　　叶书华祖籍广东顺德，1927年出生于广州。在她读小学时，父亲为了谋生，举家搬迁至香港。叶叔华回忆说，由于广东开埠较早，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在香港更是如此。加上开明的父亲支持，因此叶叔华虽然是女孩子，但在求学时并未遇到阻碍。

　　1945年，中山大学在连县设考点招生，叶叔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全家也随她一起迁回了广州。尽管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学校仍未从战乱中恢复。当时中山大学还在石碑旧址，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小板凳，一块写生板，来满足教学需要。教科书也没有几本，学生只能跟着老师抄满黑板的笔记，其中大部分还是全英文的。

　　当时中山大学的低年级采取的是通识教育，即所有的学生不分专业，上同样的基础课程。一年之后，叶叔华选择了数学天文系。曾有媒体报道说，是因为叶叔华日后的爱人、数学家程极泰先生在该系就读，叶叔华才选择了该系。叶老笑着辟谣说：“没有的事，进了这个专业之后我才认识了他（程极泰）。选择读天文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自己喜欢，觉得比较浪漫吧！”

　　叶叔华读大学时，由于是数学天文系，要读数学和天文学的专业课程，所学的课程涉及面很广。比如物性学，现在物理专业的学生也未必涉及的，叶叔华当年都学了。系里有门叫实变函数的课程，学生公认是系里最难的课，很少有人能过，但叶叔华高分通过，其中当然少不了埋头苦读的辛勤汗水。在中山大学接受的扎实教育和养成的严谨作风，也为叶叔华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坚守寂寞 仰望星空

　　叶叔华从中山大学毕业时，正是广州解放前夕，人心浮动，刚毕业的大学生，哪里能找到工作？当时叶叔华的父亲在香港，于是她和程极泰一起，又回到香港，在当年就读过的初中任教。

　　尽管有了份还算安稳的工作，叶叔华却始终放不下自己的研究。当时香港远未像现在这般繁华，根本没有从事天文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叶叔华和程极泰一直在找机会回内地。1950年，两人回到内地，先是去找了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没有成功。次年，程极泰经弟弟介绍，到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叶叔华也就夫唱妇随，跟着到了上海。之后，叶叔华又找到隶属紫金山天文台的徐家汇观象台。当时徐家汇观象台的名额也很紧张。叶叔华提笔给紫金山天文台的台长、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写了一封信，列举了自己应该受聘的5点理由。叶叔华的大胆和冲劲，引起了张钰哲的兴趣。他发现，叶叔华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文人才。在张钰哲的帮助下，叶叔华进入了徐家汇观象台工作，她也是徐家汇观象台的第一位女性研究人员。

　　徐家汇观象台是上海天文台的前身，由法国人创建。之所以在上海建立天文台，就是为了观星测定时间。这种测定时间的方法是以地球的自转运动为基准，通过观测不同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而得到标准时间。测定时间后，通过无线电系统发送给在上海附近海面上的航船。航船对比时间讯号与格林尼治时间，就可以确定自己所在的经度。新中国成立后，测绘地图同样需要用这种方法，通过精确定时来确定方位。

　　当时在巴黎有一个名为国际时间局的机构。分布在世界各地、有条件进行时间观测的天文台，每半个月向该局报告一次观测结果。国际时间局经过周密计算，确定的时间就称之为世界时。苏联同样有类似的测时机构，主要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徐家汇观象台是中国惟一一家参加世界联合观测的天文台，分别向上述两家机构发送观测结果。

　　这也正是叶叔华当年做的工作——看星星，定时间。听起来很浪漫，但每个夜晚对着天空，仔细观测每颗星星位置的细微变化，还要进行大量复杂的计算，不仅不浪漫，反而很枯燥无趣。由于室内外的温差会对观测产生影响，观测时要把屋顶拆掉，使内外温度一致。上海的冬天潮湿阴冷，与温暖的广东截然不同；夏天蚊子孳生，常常叮得观测人员浑身是包。

　　刚解放的新中国，极度缺乏天文专业人才，叶叔华除了进行观测，还要经常指导其他参与观测的同志。而她所用的设备，还是法国人在19世纪30年代购置的，已经破旧不堪。1958年，我国提出建立自己的标准时间系统，叶叔华是主要带头人。刚开始，我国测量时间的精确度在全世界是倒数的水平。叶叔华说：“我们就觉得这个天文台，是从法国人手里接管的，我们当然有责任要把它变好，对吧？就算是没有国家的要求，你也会觉得总不能比法国人差。”经过努力，到了1963年，我国的测时精确度已经跃居世界第二。1965年，我国结束了采用别国时间讯号的历史，北京时间自此沿用至今。

　　十年动乱 坚持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叔华受到冲击，被关进牛棚。遭受相同命运的还有大批天文工作者，我国的天文工作几乎陷入瘫痪。1972年年底，叶叔华走出牛棚，第一件事就是到图书室查阅国外天文学的最新进展。“当时看到国外的人造卫星已经上天，测量时间采取了新的技术和仪器，精确度比以前提高了几十倍，心里感受到很大的冲击。”回忆往事，叶老仍然难以平静。

　　当时国外已经开始利用射电望远镜进行观测，叶叔华就到电子工业部，找一个处长问能不能造一个27米的射电望远镜。处长连声说：“不行不行”，让叶叔华走开。可是叶叔华没有走开，而是在办公桌前站了一刻钟。这一刻钟，叶老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这么做也是很大胆。别人觉得你刚从牛棚出来，已经算是解放了，也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知道你有什么企图。但是有这么一个建议的机会，我不能错过。”在叶叔华的坚持下，她见到了电子工业部的部长，谈妥了射电望远镜的生产。还有很多先进观测仪器，叶叔华和同事们只能依靠学术杂志上的描述，理解之后再找国内的厂家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尽管外观和国外产品差不多，性能却相差甚远，上海天文台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开展工作。

　　叶叔华说：“当时有很多同志心灰意冷，不再努力工作。自己有时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觉得我何必去做呢，我何必费这么大力气？可是到晚上躺下来，一想到自己做的事情确实是对国家有好处的，自己总应该再尽力。所以第二天起来，还继续去做，继续去努力，我宁愿这样去做。”

　　新的时代 继续探索

　　“文革”结束后，叶叔华开始担负上海天文台的管理工作，1981年出任上海天文台台长，她也是我国迄今为止惟一一位女天文台长。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中外天文界的学术交流也丰富起来。叶叔华到美国、欧洲等地考察之后，发现外国的天文台已经开始用新的仪器和技术手段进行观测，她随即在上海天文台开始推进这项工作，逐步建立了属于我国的先进天文仪器体系。

　　叶老回忆说：“1985年，世界多个天文台开始进行地球自转联合观测。一开始，新老技术都有应用，经过对比发现，新技术的观测精度比原有技术有很大提高，老的技术已经没有保留的必要。1988年，国际地球自转服务中心（即原国际时间局）决定，以后的观测都以新技术为依据。如果我们不赶快学习、采取新技术，我们等于全军覆没，国外不承认你的东西。”

　　叶叔华所说的新技术，主要是指人造卫星激光测距和甚长基线干涉测距。截至目前，全国有五六家人造卫星激光测距观测站，其中上海天文台是体系最完备的。甚长基线干涉测距技术则是叶叔华竭力推动的，由于其花费比人造卫星激光测距更高，一开始仅在上海与乌鲁木齐建设了两个观测站。直到2006年，才在北京和昆明新建了两个观测站。

　　观测精度的极大提高，使得天文台的作用不仅局限于测定时间，还可以观测地球板块运动、海平面变化等等。由此，一个崭新的分支学科——天文地球动力学形成了。这项研究云集了100多名科研人员和30多名专家教授，叶叔华出任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项目做了两三年以后，叶叔华感觉到光是中国还不够，她要把这个项目扩展到亚太地区。恰好1994年，联合国亚太经合会要在北京举办一个关于空间和平利用的会议，叶叔华在会上提出建立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的建议，一开始并没有得到采纳。在最后宣布结果时，叶叔华站起来推荐自己的提案。叶老回忆说：“当时的会议执行主席被打动了，破例让我专门就此写一份提案并在会上宣读。这份建议书在会上获得了肯定。”

　　但是计划要获得批准，还需要在更多的国际会议上得到认可。第二年，正好有一个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在美国召开，叶叔华决定再次争取。没想到临行前，老伴程极泰骑自行车摔伤了腿，要开刀治疗。开刀第三天，程极泰又开始发烧。叶叔华放心不下老伴，但是这个会议4年才举行一次。最后还是程极泰让她去，她才最终去了美国。为此，叶叔华心里一直对丈夫怀着歉疚。

　　正是在此次会议上，正式确定由叶叔华主持这个跨国研究计划，也就是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APSG）国际合作计划。这是少数几个以我国为主体的大型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我国负责中央局和秘书部的工作，在项目中始终起着核心作用。参与的除了我国，还包括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项目一直延续至今。

　　该项研究首次建立了中国天文的完整图像，并成功预测了厄尔尼诺灾害；第一次清楚地测定了中国的地壳运动，地壳板块运动剧烈的地方，也就是地震的高发区。前段时间的汶川大地震，一直有质疑为何未能及时作出预报。叶老澄清说：“目前的科学发展水平，对地震还无法作出精确的预测，只能说哪个地方板块运动比较活跃，容易发生地震。”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地震预报的难题迟早会被攻克。

　　随后，叶叔华还参与了我国的奔月工程。探月卫星飞向月球时会进行变轨，需要精确计算运行轨道，而精确计算的前提是精确测量。由于月亮和地球之间距离大约为38万公里，而我国的精确测距范围最远只有8万公里，嫦娥一号的变轨成为一大难题。以叶叔华为首的专家组，正是利用甚长基线干涉测距技术，成功地攻克这一技术难关。

　　为了表彰叶叔华对天文事业作出的贡献，1994年8月，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叶叔华星”。按照国际惯例，小行星由发现者命名。而在我国，能冠名小行星的，都是行业中的顶尖人物，如祖冲之、沈括、巴金等。这充分说明了叶叔华在天文科学中的地位。然而叶老平淡地告诉笔者，她从来没有刻意地观测过天空中用自己名字命名的这颗星星。

　　研究之外 生活多彩

　　除了研究工作，叶叔华院士还担任了众多社会职务，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向青少年进行科普教育一直是叶老关心和强调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十万个为什么》时，叶叔华就是负责天文卷的编委。说到这一点，叶老连连摆手，谦虚地说：“其实我没做什么工作，都是下面的作者在做的。我的日常工作太忙，只能做些支持的工作。”

　　她发起成立上海市科学普及志愿者协会并担任会长。1997年3月，她同广大天文爱好者同赴漠河观测日全食。观测结束后回到哈尔滨，她因劳累过度受了风寒，突发高烧。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她仍满面笑容地出席最后一晚的联欢会，使大家深受感动。孩子们亲切地称呼她为“奶奶”，不少小朋友甚至把她视为自己的偶像，立誓成为像她一样的科学家。

　　而她讲解科学知识，也总是注意深入浅出、生动易懂。为了说明没有物质运动就没有时间，她举例说：“还记得孙悟空拜师学艺那天，师傅让他半夜来访吗？那时，悟空既没钟，也没表，怎么计算时间？后来，他就算呼吸，数脉搏，终于盼来了半夜。”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叶叔华坚定地担当起自己的职责。从建议制定科技节，到愤怒谴责盗版行为，从签名倡议不吃野生动物，到呼吁改善人才待遇环境，她提交有分量的提案非常之多。提起这些，她只是简单地说：“人家推举你做代表，总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其实我真正能做的很少，但这些正确的行动，我一定要支持。”

　　工作繁忙，属于叶老的私人时间并不多。程极泰习惯早吃晚饭，两人连一起吃饭的机会都不多。他们惟一的孩子目前在美国的高校教授计算机，只剩下二老留在国内，平时只能通过越洋电话联系。每天晚上回家，与老伴一起听着音乐分头工作，就是叶叔华最大的享受。

　　还能工作 继续工作

　　由于工作繁忙，叶老难得有时间回广东家乡走走、看看，然而她始终关心着家乡的发展建设。叶老说：“平时工作很忙，难得和社会接触，我就多看报纸，了解外面的信息。”她建议广东要舍得在教育上进行投入，只有劳动者的素质上去了，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当她听说深圳正在建设南方大学时，连声说好，但也不忘提醒说：“不是说建的学校多，教育水平就上去了，还是要重视质量。”

　　笔者询问叶老，为什么年过八旬还要坚持工作，叶老给笔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文革”结束后不久，她去北京开会。在王府井大街上，他们一行人看到一辆吊车正在盖一幢6层高的楼房。大家都停下了脚步，就在那看着施工的情景，大家都淌下了眼泪。看到国家恢复了正常秩序，又开始了建设，无法抑制的高兴和激动。这就是对国家的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促使叶老仍然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

　　她说：“拿天文的眼光看，人的一辈子有多长？就算100岁，也是很短的。100岁中，能给社会做贡献的，恐怕不到50年。所以好多事情，还是要靠我们能做的时候多努力。只要我还能工作，我就会继续工作，除非有一天我做不动了。”

　　拿天文的眼光看，人的一辈子有多长？就算100岁，也是很短的。100岁中，能给社会做贡献的，恐怕不到50年。所以好多事情，还是要靠我们能做的时候多努力。只要我还能工作，我就会继续工作，除非有一天我做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