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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玉玺，战略家，国际堪舆名人、社会活动家、著名词作家（邓丽君的老师音乐大师李鹏远的关门弟子）、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沈鹏艺术馆顾问、全球最佳范例杂志执行总编、清华大学国学商道企业家项目教授、中国商学院联盟教授、再造邓丽君——打造华语音乐经典歌手选拔活动及培训项目组委会秘书长、世界佛陀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委员兼执行秘书长、北京企业管理研究所、中管院区域规划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国家核心音乐期刊《广播歌选》顾问、《成功潜能开发核心教程》主编主讲、中国经济商务网董事长、中国城市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策划师、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东方养生保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唱响中国”全国少年儿童唱响孝心之歌大型公益活动组委会主任。
记者：作为知名学者、中国经济商务网董事长，请您谈一谈我国经济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哪些问题需要我们更广泛的重视和更多的改进？
郑玉玺：我们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是好的，但目前从国家或者行业来讲，首先我们必须注重战略，如果盲目的去做一些发展，那么会导致某些缺失。例如，盲目发展导致环境的破坏，资源的过度开发，企业间的无序竞争，行业整体竞争合力并未形成等。目前社会广泛关注的“力拓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想，出现这样的情况，归纳起来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成分是多样化，很多行业“一盘棋”的理念不够；二是统筹工作也不到位；三是在发展战略上做的不够好。如果我们能够提早完善发展战略，我们整个钢铁产业链条，无论是国有经济的成分，还是集体还是民营的，都有一个统盘的安排，都能做到有的放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方式去规划，那么我们当然就能做到稳扎稳打，就不会有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看来，我们的第三方组织也就是行业协会的职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应该逐步下放一定的权力给行业协会，使其形成行业的合力，从而增强各行业的综合实力，这样就能减少类似情况的出现。
所以说，战略发展是关键的环节，每位企业家应该注重战略，要具备战略眼光，不能只思考今天或明天，这是不够的，一定要思考到后天。我们的古语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每个行业都应如此，如果我们具备了这种战略，具备了这种眼光，我们会提前做好方方面面的应对，凡是没有做好这种准备的，必然是被动的。
顺便谈一谈社会公平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曾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倡导：“社会公平”的理念，除了要提倡行业自律外，更要注重社会公平，我们在好多领域就能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看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路还很漫长
记者：我们得知，您最近创作了颂扬科学发展观的歌曲《科学发展观》，请问，怎么才能把科学发展观更好地运用到企业发展上？和企业的发展相互结合？
郑玉玺：胡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给社会发展指出了一个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我国虽然是进口国，但是在很多方面都缺少话语权，原因就是没有科学发展的战略、没有进行科学的规划，这是无序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多个经济行业领域依然存在，有些行业无序的竞争造成了我们逐步的失去了话语权，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积累和摸索，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很多产业已经慢慢趋向成熟。所以我们要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来制定发展战略，这样我们将来才会少交很多的“学费”。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那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究竟如何对待良莠混杂、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中国传统文化呢？这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庞大工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就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上提出来的。胡锦涛同志还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继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了中华民族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就文化本身的发展而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就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表明了贯彻科学发展观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比如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后，我们坚决反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时任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负责人的佟志广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尽管可口可乐为奥运会做了很多的赞助，尽管也作了很多的公益事业，但一旦汇源被可口可乐收购，不仅仅是汇源本身，而是我们整个软饮料的行业的话语权和市场份额将会落到别人之手，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实证明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从很多历史事件上，都能折射出我们需要做好战略规划，从而打造我们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是非常必要的。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有石油和煤炭资源，但是他们自己不开采，专门花钱去进口，并且囤积起来。我们亚洲的近邻日本，低价把我国的煤炭以及其他资源买去，填海做战略储备，留给他们第二代、第三代人，现在他们骄傲可以说留着给后继的人用了。而我们的盲目的开采，拼命把老祖先给我们的地下宝藏资源往外刨，而且低效率开发，盲目的开发，利用率很低，并且还造成很多安全隐患以及环境的破坏。这都是不讲科学发展，不讲战略、不讲长远的规划所造成的。
记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影响到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么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什么？我们需要从中学到些什么？
郑玉玺：美国次贷危机暴露出的是一种现代经济社会的诚信缺失，以及文化价值观在经济商务活动中的严重断层。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美国人的诚信缺失所造成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树诚信旗帜。当前我们对经济合作的认识普遍还停留在表面化，简单的认为经济合作是资金的合作，忽略了经济活动中情感的基础性及文化的认知度。文化是经济的根源，如果把经济和文化拆分开，势必会埋下了危机的种子。舆论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总结的教训主要有两点：一是金融监管需要加强；二是企业内部风险控制不能放松。抛开前者暂且不谈，对后者的总结其实正是对企业内部文化建立提升的呐喊。
其实我们老祖先早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仁义礼智信”，简单的说就是要讲诚信。以诚待人，以信取人，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传统之一。孔子云：“诚者，乃做人之本，人无信，不知其可”；韩非子曰：“巧诈不如拙诚”；陶行知先生也曾说过：“不作假秀才，宁为真白丁”；季步一诺胜过千金，商鞅变法立木求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类似的故事和典故不胜枚举，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在迅速发达的市场经济熏陶下，摒弃了人类最基本的传统和优秀的东西，真是可惜可叹。
文化决定了理念，理念又影响了行为。为什么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中国的抵抗力要比其他西方国家强，主要是中国老百姓手里有钱，为什么中国老百姓手里有钱，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的观念里是“先赚钱再花钱”，为什么西方人手里没钱，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先消费后赚钱”。当然这种文化的差异和观念的不同，并不能简单的评论是“好”还是“不好”，但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是，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有助于经济的尽快恢复和发展，这是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记者：我们听您谈到了文化和经济相辅相成的重要性，请问，不同的经济领域和地域差异，是否也会造成文化的不同？
郑玉玺：通常我们是以东、西方两大板块划分世界的，其实这是不确切的。因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之网络通讯的便捷，伴着国际间的频繁交流与合作，这种文化差异正在缩小。我们应该从文化的视角划分为：一个是陆地，叫内陆文化，伴随着的是内陆经济；一个是海域，叫海洋文化，伴随着的是海洋经济。其中，内陆文化（经济）比较感性，区域性较强与外界接触少，发展缓慢。而海洋文化（经济）相对理智，比较开放，大多是移民文化的汇合。相比较内陆经济而言，海洋经济发展要迅速，但因为文化底蕴的不够，往往更容易造成经济与文化间的断层。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实力，根植于人类的灵魂和血液中，人们在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同时，很多人无形地把精神层面弱化了，一味追求金钱、享受，我认为：精神文化和经济建设都挺重要的。从古至今，每个文化盛世都有特定的文化背景，从唐诗宋词到元曲及明清小说，各个时期的文化都离不开经济发展。就像《清明上河图》中的场面，那是一种文化的凝聚。在当前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21世纪，更需要有文化认同感。在经济学领域，哪个世界百强企业没有自己的理念？哪个百年老店没有自己的文化？做人也好做企业也好，其实都是在做人，诚信是第一位。其次要想做出品牌，就要让别人认同，好的质量就成为前提，你就要有社会责任和义务，形成特有的凝聚力，你才会成功。找到成功的模式后，只有不断地传承你的模式、文化，才会做强、做大。做人要讲“为人之道”，做企业要讲“经营之道”。企业文化就像人的基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一台机器、一笔资金、一车原料，从进厂那天起，就被植入了这个企业的基因，它们按照什么逻辑运转，要看这个企业的文化。例如蒙牛的企业文化有：小胜凭智，大胜靠德。吃亏是福，包容是金；以及九字三子：找镜子，找空子，找位子等。再看海尔，海尔的超速发展与壮大，得益于以创新为典型特征的海尔文化。海尔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强势亚文化，是通过对国内外优秀文化成份的借鉴、改造，不断进行观念创新、管理创新的成果，是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式管理模式：兼收并蓄、创新发展、自成一家。
从企业发展到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到文化艺术的传承，文化的认同感非常重要。为什么多少年来，我们老前辈留下来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保持，多少国人被眼前的盛况所沉迷，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而国外反而把这一条形成了他们经济管理的必修课，美其名曰“危机管理”。为什么我们只能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和我们无缘，为什么我们只能一味迎合他的标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想办法设一个文学奖项，让其他国家的人来参与评选呢？为什么不设一个奖让外国人来领我们的奖为荣呢？因此，我希望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能够自觉提高对文化的认同感，政府也需要在这方面作积极的倡导。二者相辅相成，才能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和经济建设齐头并进，欣欣向荣。
记者：我们了解，诚信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请问，除了诚信，我们的企业还需要做到什么？
郑玉玺：目前我们的经营经济领域，必须要重树经营诚信的旗帜，做到真正持之以恒，靠自身的诚信意识树立起来品牌。因为诚信一旦缺失，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实际上市场经济的主旨也可以称作诚信经济，即使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真正走到最后的本源的根基还是诚信二字。
为什么我们那些“百年老字号”能够经久不衰？例如同仁堂，历经朝代更迭，正因为是固守了道德底线和诚信，得到了人们的始终信赖，这才是最重要的。归根结底，其长寿基因正得益于他们继承了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靠品牌，靠诚信，靠文化赢得信誉，且始终如一。其实海外很多企业的成长之路，也是如此，忠实于客户，才能得到公信力。
同时，我们还要强调的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肩挑起社会责任，当每个人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时候，自己便会和同伴一起去把整个的产业，往良性方面推进，凡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都要做到规避。早在三年前，一个女记者来采访我，当她临走的时候，我就问她，“你知道人长肩膀是干什么？”她想了想回答道：“肩膀是用来挂裙子的。”我开玩笑说：“你还可以说你肩膀是背钱的，可以背很多钱。”她一听我这么说，她自己都笑了。我说实际上人长肩膀，是要让自己挑担子的，是要承担责任的。在家里要承担责任，在单位要承担责任，为社会也要承担责任。
记者：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可以说存在着差异性，那该怎样凝聚每个人不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郑玉玺：那我就要讲团结的重要性了。日本、韩国都是中国的近邻，日韩也都是沿袭中国的传统文明和文化。昔日岁岁来朝，年年纳贡的国家，不但继承了中国的文明和文化，而且得以更好地应用和发扬。可以说，我们做到像日本人一样敬业，像韩国人一样细腻，我们的中华民族早就强大了，可惜我们没有做到。日本从一个战败国，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一个原材料匮乏的国家，一个处处受限制的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这靠的是注重文明、文化凝聚力、注重创造、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为什么讲团结重要性了。我们不能盲目的只做自己的事业，认为其他人的发展与自己无关。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一盘棋，就给别人营造了可趁之机。
因此，团结协助的精神很重要，每个行业只有得到充分地发展，才能具有联合与海外巨头相抗衡的实力，自然才能发展的更快，走的更远。光顾自己的发展，光顾眼前的利益，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有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能解决了的，靠的是凝聚力。所以延伸到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每位企业家必须要具备战略眼光，要有团结的精神。
记者：在您的办公室里看到了您敬录孙中山先生的一副亲笔书法，特别吸引眼球，国父曰：“有道德才有国家，有道德才有世界”。您能否谈一下这幅书法的内涵吗？
郑玉玺：好的，道德乃万物之根本，是世间最大的依托，也是人类发展的最大基石，只有具备了道德的土壤，才能够开出艳丽的花朵，才能够有大树参天的丛林来惠泽人间，道德也是一切经营活动的最高准则，也是各种文明和文化的灵魂所在，大凡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林林种种的“事业”无不具备道德的坚实支撑，人间因为有道德才充满着美好，充满着温馨、充满着令人荡气回肠的豪迈，我们不仅仅要为道德而歌唱，并且要为道德作出不懈的守望，的确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有道德才有国家，有道德才有世界”绝对是永恒的真理。也可以说世间因为有道德才有和谐，才有美好。关于孙先生提出的博爱，我的理解是，人间的爱有三种，小爱是爱生命的本体，即爱自己，中爱是爱家庭和单位，即小群体，而大爱才是博爱，即爱万物苍生，也就是上升到高度，是爱国家、爱民族，孙中山先生除了倡导并建立了共和的丰功伟绩之外，还提倡了博爱、大爱、“天下为公”的英明思想；再说一下，根植于我们民族血液中的“孝”的概念，小孝为孝敬父母及师长，中孝为孝忠单位——所从事的工作或事业，而大孝是孝忠国家、孝忠于民族，我们要想做一个大写的中国人，就应该做到大爱与大孝，这样我们的心胸就会更为博大、更为高远……
记者：什么是儒商文化？儒商文化是否能引领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
郑玉玺：儒商，广义上说，它是指具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素养兼收世界先进思想且能知行合一，诚信义和，造福人类的企业家、商人。当前儒商文化得以蓬勃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传统儒商和国际儒商了。
儒商和一般的商人最本质的区别是：儒商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自强不息，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企业文化、经典家教及民族精神的血脉传承，文商并举，以义取利、实业利生，造福社会；国际儒商除了具备以上品格外，还能打破狭隘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升华自我，具备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造福人类，兼济天下的广阔心怀和崇高精神，实现修身、齐家、治商利国、福泽众生，和平天下的宏愿。
中华民族一向秉承儒文化，和文化，运用到经济活动中，就更显得其力量的不可估量，大到国家层面，文化之于经济的作用更加凸显。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要比硬实力更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原则是，不争取领导，更不争取霸权，而是寻求战略的主动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促进中国与世界关系更为和谐地发展。
就目前全球经营界，因诚信缺失所导致的道德滑坡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例如：“三鹿奶粉”事件，令人发指，叫人痛心疾首，我们是否应该静下来，面对镜子，客观地审视我们的尊容，我们的笑容是否灿烂？我们的心灵是否无愧于天地？
记者：您不仅是一位战略学者，而且您还是一位著名的作词家，是音乐大师李鹏远（邓丽君的恩师）的关门弟子，您的奥运歌曲《祝福你北京奥运》被评为最有观众缘的奥运歌曲之一，还有唱出游子心声的《和谐的呼唤》、《等了多少年》以及《孝心》、《慈善之歌》、新黄梅戏歌《爱情没有文凭》，很受欢迎，广为传唱。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开始创作道路的？您的这种创作情怀是从哪里来的？
郑玉玺：写作一直以来就是我的爱好，成为了我生活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在哪里，我写作都没有停顿过。实际上在我早些年的时候，我经常写一些散文和诗歌，由于市场的缩小，我便开始了歌词创作。这更重要的还是源于一种社会责任感，因为我觉得一个民族，生生不息能够一直繁衍传承不断的强大下去，靠的是有一种人文观和精神的力量，这个东西是不可缺少的。文字和声音对大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音乐这种形式，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每一个时代总有那么几首歌，能够催人奋进，给人力量，给人一种美，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一些好的优秀歌曲，能够影响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多种文化和文明的交织和冲击，在近一时期，我觉得作品很多，但催人奋进主流的、阳光的、有震撼力的、积极向上的作品越来越少。
在我写《和谐的呼唤》这首歌之前，海外游子费翔唱过《故乡的云》、张明敏唱过《我的中国心》都流行了很多年，我认为，这都是游子唱给母亲听的。我想应该写一首母亲回应游子的一首歌来呼唤他们。特别近年来“为海峡两岸造福祉”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我就写了首《和谐的呼唤》。
2008年12月15日，两岸“大三通”在这一天全面启动，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邮，74个开放港口，两岸“一日生活圈”成为现实。我当时感慨万分，奋笔疾书创作了《等了多少年》歌词，其中的歌词“等了多少年，盼了多少年，多少年你也盼，我也盼，大家都在盼”“多少年的梦呀，今天来实现”这都是我自己的心声。最近，国台办同意由中国台湾网联合相关单位拍摄《等了多少年》的MTV。
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有没有新的创作献给伟大的祖国？
郑玉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从去年开始有很多人在为祖国写歌，我对祖国的概念的理解跟别人也不一样，在地图上，每一块陆地、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岛屿上都有我们的华人、华裔，祖国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大陆人的祖国，不再局限于是两岸三地人的祖国，是全球所有的华人、华裔共同的祖国，所以我写了《我们的祖国》、《中华情》、《信心中国》、《春暖花开》、《思念像首歌》等。我是怀着一份民族情节来创作的，能够为社会，为我们这个国家尽一份力，尽点义务，我是满足的。这次台湾五十年不遇的八·八台风，缘于同胞之情，我又写了《台风吹不走温暖》、《同舟共济》、《众志成城》、《我们的心在一起》，并得到了我的老师台湾音乐大师李鹏远（邓丽君的授业恩师）的欣然谱曲，实乃令人动容。民族兴旺，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所以我呼吁，我们所有的同胞团结起来，自强自爱，要不断的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明和文化继承，并且发扬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谈伟大复兴。
令人高兴的是，音乐大师李鹏远（邓丽君的授业恩师），全权授权给我，为传承中华民族经典音乐举办培训班及选拔活动而做不懈的努力，旨在让中华民族的经典音乐走向世界，其实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李大师表示，他曾经在祖国宝岛台湾创造了辉煌——推出了邓丽君、白嘉莉、凤飞飞、包娜娜等，名震东南亚，影响了全球华人乃至整个世界，音乐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担当一份社会责任。他还想，在祖国大陆培养更多的“邓丽君”，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经典音乐的传承和发扬作出新的贡献。
总之，我们应该用大视野去看待万物，站在民族中兴的高度来做大思考，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战胜自我，怎么能战胜别人呢？我们古代的皇帝曾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发过“罪己诏”，我们今天能否依然有这种勇气来正确认识我们的作为，只有认识提高了，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去解决问题。今天是一个多元的时期，是一个容易产生浮躁心理的时期，我们是否能找一个无人的空间，让心灵沉静下来，做到大彻大悟呢？真诚地盼望国人适度的割舍“热闹的十字街头”，对国家对民族的发展壮大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是否针对相关问题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大战略去从容的面对……？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正处在伟大的变革时代，为什么不能出现几个大的战略家和思想家呢？我们的祖先给我们创造了受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宝贵思想财富，历史就如同一扇扇法门，打开多少就能收获多少，我们就能站得更高，就能对未来看得更清晰。让我们信心满怀，众志成城实现新一轮的超越
记者：在祖国六十华诞之际，您想说两句祝福语吗？
郑玉玺：谢谢你们的采访，最后，在祖国六十华诞之际，我仅代表中国经济商务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我们的同胞团结携起手来创造新的辉煌！展望未来，我们激情满怀，让我们用最饱满的热忱去投入新一轮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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