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沪东党组织经过1924年6月的丝厂大罢工及同年9月的南洋烟厂大罢工的锻炼，壮大了队伍，增强了战斗力。到1925年1月，全区共产党员已从1924年7月的21人增加到64人。党的组织也从小组建制改为支部建制，建立了中共杨树浦支部及南洋烟厂支部。同时又成立了党领导的工会组织——沪东工人进德会。这样，就为迎接新的工人运动的高潮准备了条件。不久迎来了“五卅”反帝大风暴的先声——上海日商纱厂的二月大罢工。

　　上海日商纱厂的罢工始于内外棉八厂。 1925年2月2日清晨，内外棉八厂粗纱间一个已连续做11个小时的12岁的女童工，精疲力尽，不知不觉地靠在车头上睡着了，正巧被日本领班看见，顿时拳脚相加，致使童工受伤倒地，童工的姐姐见状上前论理，被蛮横的日本领班打了两个耳光。此事引起了车间男工的不平，群起与日本人评理。日本资本家趁机将50名男工开除，想以工资低廉的养成工替换。消息传开，工人们非常愤怒，聚在一起共商对策，前来接班的粗纱间日班男工当即宣布罢工，表示与夜班男工同进退。2月4日，被开除的男工要求资本家结清工资，日本资本家竟勾结普陀路巡捕房将6名带头的工人抓走。全厂工人怒不可遏，纷纷表示要关车罢工。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决定抓住这次事件，发动全市日商纱厂工人的大罢工，以扭转工运低潮局面，于是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在邓中夏、李立三的领导下，于2月9日爆发了大罢工。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工人相继罢工。第二天，九厂、十三厂。十四厂的工人也响应罢工。到12日，内外棉11个厂的1.5万多名工人全部罢工。

　　沪东的日商纱厂工人，平时受尽日本人的虐待、剥削，闻知沪西发生了罢工事件，就奋起响应。2月14日，日商大康纱厂4000余名工人，在中共党员张佐臣、高雷、王淦亭等人的带动下，在沪东首先发起了支援沪西工人罢工斗争的全厂大罢工。

　　当天，在中共上海地委的组织发动下，上海国民会议促进会等几十个团体也举行了联席会议，讨论声援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斗争的问题。向警予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后，成立了“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号召全市各界人民援助。

　　大康纱厂厂址在公共租界的腾越路上，罢工集会常受到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干扰，所以后来大康纱厂的工人集会都在引翔港一带中国地界的空地上举行。

　　在二月罢工的战斗中，大康纱厂宣布成立工会，并散发大量极富特色的罢工传单。传单上写道：“工友们，我们在东洋人厂里做工，东洋人把我们看作牛马，要打便打，要骂便骂。我们统统是中国人，天天受东洋人的打骂，做东洋人的牛马、奴隶，不仅是我们工人的耻辱，并且是中国四万万同胞的耻辱。工友们！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的虐待，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为工人争面子，大家要听工会的话，能听工会的话，便是一条心，大家一条心，便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

　　2月16日，引翔港地区气温很低，雨雪纷飞，大康纱厂工人不畏寒冷，在空地上召开大会。工人们满腔仇恨，揭露日本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罪行，决心要与日本资本家斗争到底。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工人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沪东工人进德会的努力下，组织了纠察队。

　　2月17日，日本资本家勾结杨树浦巡捕房逮捕了到大康纱厂研究罢工工作的沪东工人进德会教师吴先清。

　　日商裕丰纱厂的工人们闻知吴先清被捕，愤怒了，他们于2月18日清晨6时开始了罢工斗争。全厂4000多人在共产党员万金福带领下冲出工厂，集中到沪江大学附近空地上开大会，组织了30多个纠察队，并发表了宣言。

　　2月19日，引翔港中国警署派出警察冲入裕丰纱厂工人大会会场，并以煽动罢工罪拘捕了工人代表。正在附近开会的大康纱厂工会接到报告后，组织浩浩荡荡的工人队伍与裕丰纱厂工人汇合，直奔警察署，要求释放被拘捕的人。两个纱厂的7000多名工人围住警察署，高声呼喊：“中国人不要做东洋人的走狗！”“释放工人代表！”等口号。署长见势便命令警察朝天鸣枪。工人们毫不惧怕，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随之，租界的巡捕房也插手派人前来镇压。至此，工人们气愤已极，怒吼着将警署的篱笆推倒，随手拿起砖头、石块投掷打人的警察。警察迫于众怒不敢开枪，但冲突发生了。在冲突中，约有16名工人陆续被捕，但大批工人仍坚持原地，高声抗议。

　　在大康、裕丰的带动下，沪东地区的公大（今上棉十九厂）、同兴、上海纱厂一、二、三厂等日商纱厂工人群起响应，一致举行罢工。罢工工潮席卷全市口商纱厂，形成了闻名全国的有3.5万人参加的“上海口商纱厂工人二月同盟大罢工”。

　　日商纱厂工人英勇奋战时，工商学各团体联合组成的罢工后援会积极开展援助活动。恒丰纱厂工会发动全厂工人募捐，募得大洋38元，由工人代表将捐款送后援会转交。裕丰纱厂工房住着的2000多人，平时大多数在附近几处包饭作吃饭，罢工后工人没有钱交饭费。包饭作的师傅对工人们说：“你们不要去上工，要大家讲义气，你们若去上工对得住关在捕房中的人吗？没有钱，这几天尽管在我们这里吃饭。”听了这番话，裕丰工人罢工的决心更坚定了。

　　从2月17日起，连续3天，在向警予等领导人的带领下“二月罢工”后援会的会员不顾严寒上街募捐，募得大量钱款支援罢工工人。

　　日本资本家不甘心失败，勾结军阀政府的警署与工部局的巡捕房联合起来镇压罢工。20日，逮捕了罢工领导人、工人进德会的负责人蔡之华及16位工人，又封掉了大康、裕丰两厂的工会。日本还派遣军舰开进上海黄浦江威胁罢工工人。工人在党组织及工会的领导与组织下毫不畏惧，坚持罢工斗争。

　　这次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行动，有鲜明的反帝斗争目标，有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而且工人内部组织也极严密，工会深得工人群众的信任。杨之华曾说：“我第一次看见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无论在组织纠察队，或者交代具体任务时，工人那种爽快、不计价钱、坚决服从工会的特色精神，使我深为感动。”

　　这次罢工中，日本资本家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因罢工损失达数十万两白银。逮捕、威胁、镇压都动摇不了工人反帝斗争的决心，因此一向骂工人“贱种”、“奴才”的日本资本家，不得不与工人代表坐在一张桌子上谈判。2月25日正式谈判，日本资本家同意工人提出的“不准东洋人打人”和“取消‘厕牌’的陋规”等条件。26日双方达成协议：（l）工人照常一律优待，如有虐待，准可禀告厂主秉公办理;（2）工人能回厂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3）储蓄金照章满5年发还，未满5年开除者，如平时在厂有成绩，亦可发还;（4）工资两星期发一次（照章办理）。这一协议虽与工会提出的复工条件有出入，但基本上达到了争人格、反对无理打人骂人等两项。工会还认为，在罢工中锻炼了工人的战斗力，并成立了工会，因此，接受这个修正案就可以证明这次罢工已获得胜利。

　　3月1日，日商大康、裕丰两纱厂工人在引翔港开会，由大康工人代表张佐臣、裕丰工人代表万金福报告调解经过及复工条件，会议决定2日起复工。

　　3月4日，经各方面营救，沪东被捕人员吴先清等都被释放，只有蔡之华半年以后才获释。“二月罢工”胜利结束。工人在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杨树浦工会会员增加到3000多人。

　　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邓中夏在《中国工人》第4期上发表了《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的经验》一文，指出这次罢工“确是‘二七’后一个空前的伟大运动。它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而且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