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世界经济剧烈动荡的一年，上半年全世界还在担心物价上涨，下半年却是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为什么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如此之快，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中国金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对此进行了解读。

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前的五年内，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出现了全球经济的高增长和低物价的良好局面。1998—2002年，全球GDP平均增长3.4%，物价平均上涨4.4%，2003—2007年，全球年均GDP增长达到4.9%，经济增长加快了，但物价反而下降了，全球平均是3.6%。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关注：

第一，这次全球化中的世界经济高增长，主要是由亚洲带动的，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和新兴国家是推动这轮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从2000年到2007年，亚洲经济平均增长8%，世界其他地区才增长3%，前者是后者的2.7倍。

第二，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一大部分消费是由美国完成的。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70%是由消费拉动的。美国在这一轮全球化中，充分享受了大量便宜商品带来的好处。

第三，全球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也意味着对地球上各种资源的需求在大量增加。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消费量是4.5万亿美元，到2007年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9万多亿美元。也就是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持续高增长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消费也都有了快速增长。全球投资、消费水平的快速增长，必然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包括矿产、原油的需求产生很大的压力。

对于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有观点认为是人性的贪婪，有观点把矛头直指金融产品的高杠杆化，也有观点将之归咎于监管不力。这些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第一，说华尔街贪婪只是从表面现象看问题，掩盖了制度对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性。人性贪婪的特点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是近几年才有，是人类几千年演化中的自然结果。为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近六十多年中的贪婪不会产生像今天那么大的、影响全球实体经济的金融危机？而且，贪婪不是美国人的专利，其他国家的人也有，但为什么那些国家没有出大问题？因此，贪婪能否酿成大事件，需要有制度的土壤。至于指责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也是只看到人的欲望，没有分析清楚高薪酬带来大危机的制度土壤。

第二，高杠杆化确实是催化、放大了美国的次贷危机，但毕竟这只是技术层面的原因，不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问题是，为什么美联储从2001年后不断降低利率、听任信用工具不断放大信用倍数？为什么证券监管部门到了2004年又主动放弃高杠杆化的限制？这些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第三，美国这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全世界都认为确实存在监管不力的因素，但是我要问的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为什么在危机爆发前没有被认为是监管不力？为什么格林斯潘老在说，要相信美国金融市场的弹性，美国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家老在说，美国高消费、低储备的模式是可以持续下去的？这些都说明美国宏观政策最高决策层看重的并不是监管层面的因素。他们很清楚，他们是有能力加强监管的，但就是不想去监管，也不认为应该去监管。他们相信，通过不断推进金融全球化战略、打开其他国家金融大门，只要美国保持金融对外是净收益，其他国家的高储蓄、低消费，是能够支撑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模式永远持续下去的，因此出现了美国利率不断下降，出现了消费率不断上升。这是问题的实质，也是对美国政府的最大教训。因此，从今天看，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是金融监管不力，进一步分析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的宏观政策犯了错误，是美国对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没有做好准备，作出了错误判断，拼命扩大信用，结果弄巧成拙，殃及自身。

总结一下我们的结论：

第一，这一轮全球经济周期呈现的现象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发展中国家是高储蓄、低消费；美国等发达国家是高消费、低储蓄，通过扩张信用，靠借穷国的钱来过日子。美国经济是寅吃卯粮的经济。不过，在借钱中同时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一轮周期中全球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是全球的供需失衡，是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高回报出现转折和美元发行过多现象的共同结果。

第二，进一步分析可知，全球经济失衡背后深刻的制度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问题，对美元供给没有约束，或者说这一制度给美国政府发行过多的美元提供了可能。其他国家宏观政策决策失误，往往是造成本国经济的严重下滑，不管是过去的英国、日本，还是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各国以及俄罗斯、阿根廷，曾经的金融危机都没有出现这次如此“百年一遇”的、这么大的影响。试想一下，就是今天的欧盟各国、日本和中国，如果主动想不断地寅吃卯粮，能不能犯美国那么大的错误，造成那么大的连锁反应？绝对不能！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掌握主要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官方储备货币的发行权。美国掌握了世界货币的发行权，这就为它犯全球化错误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这就是这一轮世界经济周期内在的发展逻辑。

在可预见的10年、2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尽管国际货币体系会出现“群雄竞起”的局面，但仍看不到一个能取代美国主导地位的国家出现，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因此，在中、短期内，重建国际国币体系的关键不是哪个货币能从根本上取代美元的地位，而是要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全球汇率的相对稳定予以协调，主要是协调美元、欧元、日元三大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并将必要的汇率协调和干预合理化。

第二，妥善处理美国与IMF的关系。可以适当支持IMF的筹资行为，逐步减弱美国对IMF的绝对控制权，改革投票、贷款确定等机制。

第三，IMF是商品贸易时代的产物，缺乏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这轮IMF改革中，一方面可顺应法国、英国等国呼吁，要求IMF制定针对跨国资本流动、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应倡议IMF要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状况决定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秩序和内容，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不能予以干预。这是防止新的金融危机产生的关键措施。

第四，顺应相关国家对主权财富基金透明监管的呼吁，同时鉴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特别要求对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也要实行透明监管。主权财富基金是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要手段，各国政府不得采取过度的保护主义，特别是大国，要尊重市场原则。

第五，长期看，美元贬值对世界经济稳定带来严重冲击，因此，需要提高各国中央银行售金协议的上限，并要求美国救市资金的获取，应以适当出售黄金替代发售国债（目前美联储储备资产中黄金占比为75％，中国黄金占比不足2％），以减少美国财政赤字。同时，要求美国在危机中不能采取保护主义，应以出售其境内外实业资产筹集救市资金。

第六，大力呼吁世界各地区的金融区域合作，形成解决世界经济不稳定的舆论环境。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大有作为。应在推动亚洲金融合作过程中，推动我国与产油国之间贸易货币的“去美元化”，这也应该是我国经济崛起的长期方针。作为国际上负责任的大国，在产油国、原材料国当前面临困境时，我国应以真诚的态度，在对方完全自愿、双赢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外汇支持对方，换取我国在能源、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利益。

第七，面对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经济衰退、财力和物力都缺乏的困境，面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严重下滑、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就业不足的挑战，我国应通过政策性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向困境中国家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鼓励它们用人民币购买我国中小企业的产品。同时，应抓紧研究人民币逐步区域化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如人民币与非大国货币间的货币互换，以及贸易对方国持有人民币后的货币互换、流通、投资与增值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