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件事，发生在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台上。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城楼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华灯初上，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林彪的座位。按照当时的宣传规定，自九大以后报纸上出现毛泽东接见外宾的镜头，必须有林彪在场，以显示“接班人”的地位。
过去，林彪凡是与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5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着，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导师的恭敬。这次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谈话，不时朝对面的位置瞥上一眼。周恩来十分着急，不停地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上了城楼。已经是五月天了，他还披着一件军呢大衣，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烟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脑袋。杜修贤十分为难，他的任务是拍摄毛泽东和林彪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两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
杜修贤在长期从事记者的工作中养成一个习惯，到场后先拍一张全景。这次，他随意地拍了一张全景照后，便放下相机，等待机会。过了一会，等他再回到圆桌时，禁不住目瞪口呆：林彪的位置空着，人不见了。周恩来也感到不妙，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下了，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两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不一会，警卫员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严峻。杜修贤跑过去一问，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询问林副主席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幸亏杜修贤在林彪刚入座时已经拍下了一张照片，否则当天的报纸上将会缺少这位“副统帅”的形象，在当时可算是新闻部门重大的政治问题了。
此事过了一个月后，杜修贤又亲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此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时发生的。他回忆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号房间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也到了。我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议的场景。我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的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我在外转一圈，找人把刚拍的胶卷送回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主席、总理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我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不知林彪什么时候从118房间里出来的。我们光着头还热得直冒汗，他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张蜡人的脸。我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椅子几乎如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我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儿。
林彪两次不告而辞，身体不适是托辞，其实是显露出他决心对抗的强硬态度。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便说过当时的情况：
我们在他身边只是觉得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他情绪不好，身体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见面，也未感到有多大异常。他的身体状况有病历可查，服药都由保健医生记录。301医院、北京医院专家、医生给林彪看过病、检查过身体的人很多，几届保健医生现仍住在北京。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9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张宁到达北戴河的前几天，蒋保生又请北京医院、解放军301总医院的专家、医生到北戴河来，对林彪的身体状况作了详细检查，认为同过去一样正常，没有发现新的问题。
在一再等待之后，毛泽东对林彪也彻底失望了。这种失望之情，便表现在20多天后的一次小型汇报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