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林彪生活习惯的人都说，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突然打乱他的思路。突然的干扰能使他产生一种情绪反射，平时最不能控制的就是这种情绪，连叶群都说不清那种情绪是什么。这种情绪不经常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就会显示出两个非同寻常的症状：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什么都不能做，不仅不能看书、听汇报，连吃饭都有困难。遇到这种情况，林彪只能绝对卧床休息，而且经常要休息四五天才能恢复正常。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拉自己的帮派之外，林彪奉行的原则是“毛主席同意我同意”、“毛主席划圈我划圈”的“紧跟”策略，自己轻易不出头。接见外宾时，他一向不愿意去，只是毛泽东出场要他作陪时，才勉强走一下。平时，林彪没日没夜地考虑问题，在阴暗的屋子里制定大大小小的军事和政治方案。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听秘书讲文件并由秘书代他在文件上画圈。表示同意时，他就抡起胳膊在面前画一个圈子，秘书就在文件上划一个同样的记号。如果有话要说，就由秘书记录。他不同意时，就说“不予答复”，或者做一个压下去的手势。
后来“批林”时揭发材料说，林彪所“圈阅”过的文件，其实都是秘书画上去的圈，这讲的是实情。
在很长时间里，林彪活动的方式是“转车”，即坐上汽车开到野外狂奔，在颠簸中感到一种快意。而到了1970年秋天以后，这种仅有的外出活动也变得很少有。
庐山会议的失策，使林彪陷入深深的懊丧烦躁之中。他本来就不苟言笑，现在更加沉默寡言了，除了不定期听秘书讲点儿中央文件外，其他方面的文件很少听。他减少了会客，常常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踱步，一圈接着一圈，不停地转。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和他手下的大将采取了保批两种政策，不过在组织上保林彪的同时还是逐渐加大了对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批判力度。由于庐山会议批判的只是陈伯达，林彪及其手下一伙的问题还未被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完全知晓和引起警惕，于是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消热”措施，多方“打招呼”，给“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浇冷水。他频繁地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向他们个别打招呼。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采取了从舆论到实权逐步削弱以至于瓦解的策略。当时批评黄、吴、叶、李、邱，其矛头所向，林彪心里最清楚，一些领导干部也隐约地能感觉出来。
1971年1月，当时被认为是受陈伯达影响并被林彪控制的北京军区改组(后来对此定性有不同看法)。同年4月，毛泽东亲自派人参加过去由黄、吴、李、邱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实行了“掺沙子”，林彪一伙在此的一统天下被打破。到了4月中旬，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召开，林彪手下“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检讨及毛泽东的批语在会上散发。5月下旬，《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谈话是1970年12月进行的)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逐层传达，其中重要的是提到“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提法“讨嫌”，而这一提法恰恰是林彪所最热衷的。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文章，告诫全党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此前几年，已经把刘少奇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证明这是一大冤案)，这时又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矛头所指自然不是一般人物！
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而是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有人认为无论对与错，林彪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公开承认错误，最多不吭声而已，这次又是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毛泽东硬顶。不过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看，林彪表现出的多是柔媚的一面，骨子里的一股霸气很少发作，这时只是以阴谋对抗的手段来发泄。林彪当时的警卫秘书李文普针对“顶牛”一说曾回忆道：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曾要见毛主席，长时间毛不作答复，说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不是真实的。且不论李文普的这种分析如何，从当时的情况看，林彪不作检查，是因为感到这没有什么用，真实的动机不可能亮出，检讨反会徒增自己的罪状。按他儿子林立果的话讲，已经是一种“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的心态。
进入1971年以后，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隙，其貌合神离的迹象很快便被敏感的新闻记者的长镜头捕捉到了，这点令他们惊讶不已。杜修贤是老资格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据他讲，庐山会议后他目睹了两件奇怪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