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时期。30年中，中国史学工作者坚持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从社会形态变迁的角度重新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并取得了新的进展。与此同时，也存在着非社会形态化的倾向。
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
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是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特点和成就，也是新时期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研究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方面，它主要反映在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有代表性的中国通史著作中。例如，郭沫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稿》编写组修订的《中国史稿》（7册），范文澜主编、蔡美彪等续编的《中国通史》（10卷），翦伯赞主编、邓广铭等修订的《中国史纲要》（上、下册）和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等。
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新时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的新力作。这部被誉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集全国200多位老中青历史学工作者多年潜心研究之功，其最大特点是：始终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从生产方式到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分析和研究，如实地把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看做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始终贯串着社会形态变迁这一指导线索。
三种“早期国家”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的三种路径
新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研究新进展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从“早期国家”的新视角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它之所以成为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既与国内新的考古发现有关，也与20世纪后半期国外的“早期国家”研究热有关。
众所周知，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经典的论断，历来为中外学界所认同，认为这是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然而，国家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在它形成之前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或模式，这就是西方学界所说的“早期国家”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开始研究西方的早期国家理论，并从这一新视角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
新时期有三种“早期国家”说对中国文明起源路径提出了新的看法：一是“酋邦”说，谢维扬首先提出这一看法；二是“聚落形态”说，王震中首倡此说；三是“部落国家”说，何兹全主张此说。
历史分期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
从历史分期的角度重新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是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在课题研究方面的新视角。新时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讨证明，有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分期说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主张夏代中期奴隶社会说、春秋过渡时期说和战国封建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主张夏代奴隶社会说、西周封建领主制说、春秋战国过渡时期说、秦汉封建地主制说。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主张夏代过渡阶段说、商周早期奴隶社会说、战国过渡时期说、秦朝统一封建说。
新时期，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方面的力作是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
重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新亮点
新时期，我国学术界重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重点是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程度的评价，那么新时期的讨论重点是对其发展道路的探讨。这是新时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新视点。
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定性、定位问题。多数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始状态，即在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雇佣剥削关系的最初形态。持这种看法的学者都主张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
必须指出，在关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尽管对其具体评价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其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以地主制经济为核心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严重束缚”和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国家政权的“残酷统治”。
总之，这一时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从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证明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因素，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其实质则是一致的，即属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的最初形态。尽管由于中国封建制的特点，这种转化过程极其缓慢，但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那么按其自然历史进程是一定会逐步走向近代，实现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的。应该说，这是新时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道路问题讨论的社会史意义之所在。
无论是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或是用“早期国家”理论重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路径，还是从历史分期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都无不与社会形态的变迁联系起来，着力探求这一变迁过程的阶段性特点及其实现形式，而这正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研究中应有之义。它构成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和线索，因而成为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