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位女儿对含冤而逝的父亲那刻骨铭心的思念，感动了全中国，也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名字——陶斯亮。

       其实，去年就想采访陶斯亮，但她一直很忙，奔走各地。直到今年初夏，在她从上海回京的间隙，在中国市长协会的办公室里，记者终于见到了她。

       慈祥而干练，这是她给人最直观的印象。说起她的事业，她的生活，陶斯亮滔滔不绝。她说，她的性格最像她的父亲陶铸，而她眼中的父亲是个颇具诗人气质的人。

       她最喜欢父亲写给母亲的那首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千里寻亲

       1941年，陶斯亮出生于延安，父亲为她起名为“斯亮”，意思是“这儿，最光明”。

       在陶斯亮的记忆中，她的童年和一位叫杨顺卿的叔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45年，她的父母陶铸和曾志被双双派往东北，而年幼的她则被留在了延安交由杨叔叔照看。父母临走时对杨顺卿说，“如果我们回不来了，这孩子就是你的孩子。”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迫切想见女儿的陶铸夫妇给延安发去电报，希望杨顺卿能将陶斯亮送到东北。

       于是，当时已因伤致残的杨顺卿带着一个4岁的小女孩，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踏上了北上之路。这个40多岁的老红军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把革命的后代送到她父母手中。刚离开延安不到30里，他们就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陶斯亮坐在驴背上的柳条筐里，吓得大哭起来。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为了避开危险的国统区，杨叔叔带着陶斯亮从延安转到胶东半岛，再从胶东半岛借道朝鲜半岛，最后经图们江到达了东北。

       “我们就这样流浪式地走了一年，和父母彻底失去了联络，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已经走到了哪儿，又没钱。父亲甚至以为我已经死了，都挂上了我的遗像。后来当我见到父亲时，我一点儿都不认识他了，他那么紧紧地抱着我，都把我吓哭了！”

       现在回忆起杨叔叔，陶斯亮说：“虽然他没文化，不会给我念儿歌，也不会给我讲故事，但是他却教会了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善良。”

一生受用

       陶斯亮的少女时代是在军区大院中度过的。由于父母工作都很忙，也没有兄弟姐妹陪她玩，唯一伴她左右的便是小说，这形成了她喜好幻想的个性，用她的话来讲就是懒散。虽然陶斯亮爱好文学，但父亲想让她学点实用的知识，她便听从父亲的建议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就读。

       刚进入第二军医大的时候，班级的卫生总是因为陶思亮而扣分，大家也都埋怨她，她有时不服气，委屈得偷偷哭。“那时正在学空军，被子要拍得像板一样，都到了鞋底要用白手套摸还干净的程度。” 陶思亮告诉记者，6年军医大学的生活，让她养成了很好的生活习惯，改掉了以往的“娇骄二气”。这对于后来她熬过文革中的逆境有莫大的帮助，让她受用一生。

       文革中，父亲陶铸被“四人帮”诬陷为“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与许多老同志一样，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而陶斯亮也被迫远离家人，被分配到西北工作。1969年，陶铸患胰腺癌去世，当时陶斯亮并不在身边，这成为她终生的遗憾。

       1970年，在陶铸去世一周年的晚上，陶斯亮点着煤油灯偷偷写下了一篇悼念父亲的祭文，她觉得那是她有生以来写得最好的文章，但她却只能默默地将其付之一炬。

       1978年，陶斯亮写了《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被收入了高中语文教科书。陶斯亮说，她一直坚信父亲终有平反的一天，而这一天她也终于等到了。

       就在今年不久前，陶斯亮遇到了当时与父亲住在同一个医院的一个小姑娘的哥哥。兄妹俩的父亲曾是陶铸的部下，受父亲的嘱托，每次去医院看妹妹的时候都会偷偷送鸡汤等食物给陶铸。直到多年后，他向父亲询问，才知道那个有着不一般气质的老人就是陶铸。陶斯亮很感激这家人能在父亲人生的最后时刻为他送去温暖。说到动情处，如今已是年过半百的两位老人，不经潸然泪下。

“蹦了两次”

       1987年，陶斯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她的人生轨迹也从此发生了变化。

       以往，由于空军总医院的院长很支持陶斯亮，她建起了肾病科，致力于科研；有什么学习的机会，院长也都会让她去，她时刻有种“充电”的感觉；她甚至用了“轰轰烈烈”这个词来形容院长对于她事业的支持。然而，院长的意外生病，让她突然感觉“断电了”。不愿就这么混日子直到退休的她，选择放下从事了20年的医生职业和主治医生这个处级干部的职位，去中央统战部坐起了“冷板凳”，从一个连个行政职务都没有的初级调研员做起。那一年，她46岁。

       后来，中央统战部成立六局，陶斯亮坐上了副局长的位子。然而渐渐的，她又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做政治工作。于是，知天命的她，放弃了公务员这个“铁饭碗”，来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市长协会这个民间社团。她觉得，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到头了，没有发展空间了，那就干脆换个环境，“树挪死人挪活”。

       回忆起这两次“蹦”的经历，陶斯亮说，当时确实没想那么多，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但是她觉得，正如于丹在百家讲坛上所言，我们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控制生命的宽度。每次一次的“冒险”，对于陶斯亮来说都是人生宽度的扩展。

没有闲暇

       而今，已经成立16年的中国市长协会已经从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成长为一个“小伙子”。见证它成长的陶斯亮，也从中国市长协会的一线退了下来，现在主要担任中国女市长协会执行会长的职务。女市长协会作为中国市长协会的下属分支，会员已经达到了700多人。陶斯亮告诉记者，女市长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女市长们“充电”，内外兼修。这些女市长们特别容易相互欣赏，形成姐妹情谊，这是女性的特质使然。而不知不觉间，两个城市也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走得更近。

       本来，陶斯亮准备在中国市长协会退居二线后，就把一些社会工作辞掉，干点自己认为有点儿特色的事，比如写点东西，出书，过得潇洒一点。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卫生部的人找到她，希望她接手听力基金会的“贫困聋儿救助行动”。一开始，陶斯亮想回绝。但当她了解到，只需5000块钱，就可以给一个贫困家庭的聋儿配上助听器、人工耳蜗，使他们彻底摆脱无声世界，她动心了。

       现在，陶思亮是中国听力基金会的理事长。在她看来，“贫困聋儿救助行动”是带有抢救性质的慈善事业，因为中国现在有80万这样的儿童急需救治。并且，慈善事业应该是全社会每个人都关心的，她当然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