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达沃斯论坛在思维和交流的碰撞中结束。今年论坛的议题之一是重新思考亚洲发展模式。亚洲太大了，而且很多国家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和国情，所以，与其说是亚洲的发展模式，不如说是东亚的发展模式更恰当。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重储蓄，经济高度依赖外需。

　　这当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但共同的特点并不代表形成特点的原因是一样的，东亚其他国家，包括日韩、东南亚诸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经济依赖外需是因为本国或本地区的市场狭小，因而某种意义上是不得不为之，但中国不同，中国是个大国，本身具有消化生产的能力。然而最后我们也走向了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拼出口道路，这就不能不说到与我们刚实行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相关。这个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具有相同的一面，更有不同的一面。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问题。

　　本次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严重打击，但由于中国发展模式中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所以中国经济又率先复苏。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把本国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也就有了这段时期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关注。事实上，本次论坛从嘉宾们的讨论来看，虽然题目是亚洲的发展模式，但显然都是在说中国。

　　的确，中国在30年的发展中，正如林毅夫所说，有很多的经验，不管是在发展方面，在转型方面，还是在解决危机方面，可以和其他国家共享。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强有力的领导之下的政治稳定、渐进式的改革、在革新中考虑到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沿革，不强调意识形态、全方位的开放等。

　　就经济角度而言，不论何种发展模式，最后都要落脚到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从这一方面看，中国模式的特点在于：在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一刻没有停歇，一直在发挥着作用，“看得见的手”既通过“看不见的手”间接发挥作用，又在它认为必要时直接出手进行干预。中国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做法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而其他许多国家，包括东亚的一些国家，更重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两只手的力量和作用总比一只手要大，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处于危机时刻，这就是中国模式相较欧美模式的优势所在。但由此它也会带来缺陷。如果我们过于依赖“看得见手”的力量，那么势必会削弱“看不见手”的作用，而后者本来是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的目的之一。中国经济中长期形成的高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所谓“投资饥渴症”，就是因为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大所致;而产业的低级化，产品的低端化，缺少核心技术和品牌等，则是因为市场的力量没有发挥到位所致。

　　上述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发挥是假定它们都处于价值中性，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可实际上，政府在出“手”时要么偏左，要么偏右，很少有不左不右的。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前些年一直偏向效率，出台的许多政策都体现了效率优先的特性。本来，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分配偏好”是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人和居民，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偏好”也是重企业和资本、轻个人和劳动。因此，如果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价值选择上继续偏重效率，那么，无疑会加重资源和收入的分配向前者倾斜。这就是我们国富而民不足、消费需求长期启而不动、从而不得不依赖外需的一个原因。

　　概括而言，中国的发展模式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特有功效，对其他一些国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在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模式在世界上受到关注和赞扬，应该说正在情理之中。但我们在听了赞扬后不能飘飘然，一定要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对所谓的中国模式要不断充实、调整与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被模式的思维所框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