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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奠基的理论准备
 
时间:2009-09-23
 

                                                李权兴    吴焕发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时间是1948年5月到1949年3月,这短短的10个月里,中共中央谱写了中国革命史极其重要、极其光辉的篇章。西柏坡,是作为新中国奠基理论准备的圣地而载入史册的。
    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为新中国奠基绘制了总体蓝图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根据解放战争转入总反攻的新形势,规定了党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关于国际局势的估计;2、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3、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4、关于财金统一;5、要求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各方面的干部;6、学习业务和作生意;7、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8、关于新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到会同志对以上各个问题一一进行了细致而认真的讨论,9月13日,毛泽东作了会议结论。他指出:我们要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府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我们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构也要加上“人民”二字。我们要建立广大的统一战线,提出的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1949年准备召开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作好各方面的工作。会议还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安排和部署,并且实现了全党思想认识上的高度一致。

    在中国革命面临着建立新中国的重大时刻,中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成了首要的问题。资产阶级右翼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又称“中间路线”的主张,最先向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挑战。他们组建过“第三党”,建立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们的主张是要在国、共两党之间有一个强大的中间力量,建立起英美式的议会制度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资产阶级右翼的这种两面性,在会议上明确指出,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思想斗争,是一次必须全面、深入、持久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真正认识走什么道路才能够救中国的问题,是建立起唯物史观认识社会结构特点与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
     在建立什么佯国家的问题上,也遇到了农民小生产者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挑战。毛泽东在1948年4月1日就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平均主义,那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并且认识到这种思想会反映到党内来,全党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在西柏坡指挥的“三大战役”为新中国奠基进行了战略决战
        继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指挥了青沧、保北、清风店、石家庄战役,于1947年11月12日解放了石家庄之后,为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1948年6月至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取得了晋中、兖州、豫东、襄樊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完全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防御”。使其被迫转入“重点防御”。这样一来,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中原之战关系全局。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集中32万兵力,9月16日至24日进行了济南战役,10月5日打响了太原战役。1948年9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付之实施。自此至11月2日,毛泽东先后发出46次电报,指示了战役的应变部署。辽沈战役的的结果是:历时52天,歼敌47万人,解放了东北全部。这就为我党我军发展经济,准备解放全中国提供了前提。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以300余万人对290万人开始超过了国民党军队,转入了优势。
    为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1948年11月,中央军委对人民解放军实行了统一整编,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又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的三个兵团直属人民解放军总部。

    淮海战役是自11月6日打响的,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歼敌55.5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南京、上海、武汉均处于我军直接威胁之下。为了指挥淮海战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西柏坡先后给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发出64封电。报。1948年12月30日至194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一系列文告,全面揭露了蒋介石的假和谈阴谋。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华北野战军所进行的平津战役,是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提早进行的。毛泽东为平津战役先后发出电报指示89封,这次战役历时共64天,全歼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部。1949年1月31日,北平的和平解决,标志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为建立新中国所进行的伟大战略决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奠基提供了思想准备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是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于西柏坡召开的。关于七届二中全会的研究文章已经很多了。两个“务必”(务必戒骄戒躁、务必艰苦奋斗)、两个“善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两个“转变”(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两个“坚持”(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团结统一)、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财富的集中概括。
   半个世纪之后,当我们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的论证,我们的认识一走会集中在与我们面前的实践紧密相关的以下问题上:七届二中全会是怎样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衔接的;七届二中全会是怎样论证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部分质变的;七届二中全会是怎样论证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论证又是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
   (一)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其中就包含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衔接的观点。毛泽东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没收官僚资本,这就是两次革命直接衔接的依据。对此,毛泽东从经济、政治两方面进行了论证。
    毛泽东指出:我们所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衔接起来的政治保证。第一,这是因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已经与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结成了巩固的统一联盟,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必然成为广大农民的组织者、教育者和领导力量。第二,无产阶级已经拥有人民武装力量,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又拥有了国家机器,就可以建立起强大的人民军队,并且能够以坚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强而有力的组织领导实现组织和保卫这两大职能。第三,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又是建立在与民族资产阶级、其他一切爱国者和民主党派相联合的统一战线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是领导核心,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正确的策略,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第四,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制定总路线和总政策的,确立了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人民民主专政有力的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衔接起来。
    (二)毛泽东提出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由部分质变到全面质变的过程,新民主主义也就是马克思、列宁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发展。毛泽东指出这个过程是“逐步”实现的,要害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显然,毛泽东当时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是把经济形态作为“社会形态”的基础而提出来的。他是有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的。
    毛泽东认为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过程,就是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这在他对“建设”与“建成”概念的严格区分上可以得到证明。所以,在建国以后,他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有关提法,甚至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而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这样一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了三位一体的了,其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他看来,把这个过渡时期表述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顺理成章的理论推导,这个问题也成了建国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认为,实现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是要求一定的地点、条件、时间的。因此,在建国之初,他提出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才能“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是把“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工作的,是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的。
    (三)毛泽东提出了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事物整体的两个方面,是同时并举的。
   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在建国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初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在经济方面,”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在政治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消弱,而是必须强化。”在这里,毛泽东已经向我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这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他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了对中国资本主义的限制、利用和改造,实现了合作社经济的巨大发展,又能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就可以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这些理论观点,是对建设新中国的理论思考,充分体现出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会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由来及理论依据;更加深刻地认识邓小平理论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1949年算起,到21世纪中叶,即建国100周年一2049年的时候,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真正地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描绘的理想蓝图变为现实。那时候,人们还将来到西柏坡,在西柏坡,回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走过的艰苦而辉煌的历程。西柏坡的历史向人们昭示:新中国的蓝图是从这里绘制出来的。江泽民来到西柏坡时,深情地写下了:“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正是我们今天纪念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50周年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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