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曾经的中学语文教师，我觉得这样的讨论不值得认真辩驳。这些年来，“去鲁迅化”文化癔症频频发生，本身就预示着我们社会的教育或者说教化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现行教材对鲁迅的解读，依然没有走出窄化误区，依然将其简单地政治化、革命化乃至意识形态化。在这种泛政治化倾向影响下，鲁迅作品的文本价值被严重遮蔽，很少有教师引导学生经由文本进入鲁迅的世界。所谓循循善诱也不过是一点一点将诸如“横眉冷对”、“不妥协”之类的标签形象化，一个无比丰富有恨有爱的生命个体被神圣化和伟岸化起来。

关于教材中鲁迅作品的讨论也仅限于篇目增删，至今没有看到回归文本、回归文学的呼吁。如此做法，既有悖鲁迅本意，也是社会教育的悲哀。其实，很早以前就有过共识，即问题焦点并不在于鲁迅作品进不进教材、有多少篇目进教材，而是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去接近、学习和评价它。

要说隐晦艰涩，大多数国学经典不更艰涩？可现在社会公众已对重温国学经典有了很积极的评价。压抑也不是借口，鲁迅置身于一个动荡的变革时代，作品头绪繁杂、背景复杂也是事实，然而，惟其如此才是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录，哪里能为了阅读愉悦，而要求鲁迅作品也轻松起来呢。

其次，这一争论也暴露出我们在经典教育上的缺失，我们还没建构起一条社会大众进入经典的有效通道。现实生活中，我们给太多白胡子老头滥发大师帽子，却往往又大大咧咧地抱怨真正的大师、真正的经典太少。我们只震撼于大师头上虚妄的光辉，却往往不愿意、不能够走近大师、理解经典。我们也多满足于对大师的祭拜和悼念，以附骥尾为荣。

经典的修习能直接进入人的心灵、塑造人的心灵。经历了教材“随风倒”的人们终究会意识到，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些真正的经典存留下来。鲁迅作品是不是这样的经典？我想，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众多学人的淘洗、锤炼，这一点当不应存疑。现在需矫正的，不是要不要而是怎么样去解读鲁迅作品。(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