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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晓蕾:G20峰会我们可以期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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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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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会实际上是继G7和G8之后，在新的危机形势下催生的新的国际合作机制。这个机制试图在关系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能够充分诉求各自利益，达成公平的相互妥协。但与G7和G8不同，20国的政治、经济和当前面对的情况差异很大，各国的利益和诉求各不相同。当前对峰会更务实的希望，只能是在各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达成在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全球合作。
但在峰会首要关注的拯救危机的焦点问题上，各国利益显然不完全一致。美国呼吁全球加大刺激经济的力度，更快稳定全球金融市场，使美国市场的金融市场和经济恢复，不受到其他市场继续不断波动的牵制，使美国政府的救助方案能够帮助美国经济更快走出危机。东道主英国显然持与美国盟友一致的意见。但欧盟因为欧元区对各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的硬约束，希望维持现有2000亿救助规模不变，避免因欧元不稳定而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包括有较大贸易顺差的欧盟，更关注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
峰会各国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是有共识的。中国4万亿的政府投资和拉动内需为主稳定经济的方案，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期待。各主要经济体，美国、欧盟各国的稳定经济的方案对稳定全球经济某种意义上更重要。但期待峰会达成进一步完全一致的各经济体联合推动经济复苏的政策和方案，恐怕是很不现实的。各国和各地区，按照各自的经济状态，制定进一步的救助方案，各自把自身的事情做好，当是最务实的预期。
但是，20国领导人，作为全球80%人口利益的代表，需要有更大的魄力，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全力推动将为全世界带来更大进步的贸易自由化，这样才能引领全球尽快走出危机，为全球经济更大发展奠定基础。
在去年年底的首次华盛顿峰会上，各国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方面已达成一定共识，但对加强监管的范围存在巨大分歧。美国认定监管是各国政府的事，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认为应该加强全球监管。
过去20年，国际资本流动的年均增长率三倍于全球GDP增长率，但因为对资本流动的监管是各国各自为政，结果就像巴菲特很形象描述的那样，制造了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引发了全球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
次贷危机爆发前，对冲基金投机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大起大落，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两年前，在一些国际金融监管会议上，德法曾主张严加监管，美英坚决反对，认为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华尔街还主张放松安然事件后制定的《萨克斯法》。危机的爆发显示国际金融市场审慎监管严重不足。金融自由化变成了完全的自由放任。代价是非常沉重的。
适当严格的审慎监管应与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同步。不管各国在监管范围上的分歧如何达成妥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全球监督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在危机中基本不具备真正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确定无疑，所以，首次峰会一致的意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和作用需要重新定位，这也是最可能有实质性推进的一项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期待的改革主要在四个方面：一、加大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二、全面实行对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的监督，维持全球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和公平。监管职能不仅仅只针对发展中国家，对造成全球危机的跨国金融机构破坏全球金融市场秩序的投机行为，也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和规则。比如近期就专门制定对主权投资基金的监管规则。三、加强事前防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改革，可能就是要定位在建立全球危机发现和危机预警机制上。四、危机拯救的方式要变，特别是拯救金融危机，应先提供资金支持，稳定市场，稳定经济。而不是像1997年对东南亚各国的危机拯救方案那样，先提出一堆非常苛刻的约束条件，以至延误拯救时机，甚至使被拯救的国家雪上加霜。
全球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此次峰会达成的最明确的共识。
金融资本流动的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各国需要在双边监管备忘录的基础上有实质性的监管合作，并应建立多边监管体制，或者一些地区性的多边监管体系，比如亚洲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密切的合作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限制违规违法金融资本的运作，防止金融泡沫危机的再次发生。
峰会最大的意义是新兴市场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国际金融市场过去的秩序都是由强国主导，以强制和认可的混合为基础，新兴市场国家处于制度和规则的“后发劣势”。新兴市场的所谓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只能被动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融入”规则和框架已经设定的通道。现在，新兴市场国家参与修订游戏规则，新规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兴市场的特点和利益，新兴市场国家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采取与自身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步骤、节奏和方式，避免全球化过程中过度被伤害的机制。
中国参与金融峰会，历史性地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新秩序，包括金融监管、商业模式、行为规范、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匹配的基本原则的制定和修改，正努力使发展中国家和自身的利益成为国际新秩序的一部分。中国也以非常积极的态度探索重建全球经济新格局的路径。由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思考，就是一个从根本上防范全球经济危机重复发生，建设更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项带有突破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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