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会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形体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方案完成后，梁先生和父亲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陈愉庆回忆说，“但是晚年时，父亲曾向我感慨说，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
夭折
“梁陈方案”诞生后，梁思成自费印发一百多份，送呈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及首长处。
1950年4月10日，梁思成亲自执笔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恳请总理能在百忙中赐阅，信中再三陈情“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因为行政中心区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
信发出的第10天，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冬日发出了针对《梁陈方案》的战书。
4月20日，他们写出了《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大义凛然地支持苏联专家在旧城建立行政中心的计划。
这场争论逐渐升温升级。
“父亲一直以为是学术之争的问题，但却被一些人指责为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梁陈方案’选择的新行政中心位置，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陈愉庆说，“从英国归来不久的父亲也完全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把行政中心迁到城外，并不妨碍天安门成为领导人检阅群众的庆典中心啊，这和否定天安门有什么关系？他曾为此大惑不解地向梁先生请教。”
梁思成比陈占祥清醒得多。
“父亲只记得梁先生的一句话让他怦然心动：‘无论水多深，我们都只能向前走了。’”
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不顾重病缠身，又一次致信北京市领导彭真等人，再次呼吁早日确定中央行政区位置。
但是彭真却告诉梁思成，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他还告诉梁，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
没多久，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指示：“照此方针。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
1953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该小组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办公，被称为“畅观楼小组”。
苏联专家被聘请到小组中指导工作，一些党的干部和政治上坚定的技术人员成为“畅观楼小组”骨干，从此，北京城市规划纳入党内研究的范畴。
“畅观楼小组”成立后，梁思成、陈占祥等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再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
此后，中共北京市委的“畅观楼小组”制定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明确指出北京的性质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骤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出现及中苏冲突的公开化，该总体规划草案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批复。但“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城市建设基本就是照此方针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