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老干部们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憋在胸中的一股怒气不吐不快。
但在当时，老干部们连见面谈天的机会和权利都没有。到谁家去串门，呆了多长时间，谈了些什么，都会受到监视，而且立马就会被扣上搞“黑串联”、组织“军事俱乐部”的帽子。因此，为了避免给战友增添麻烦，也不给坏人抓住把柄，多数老干部索性闭门不出。
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找到了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机会——在八宝山礼堂参加战友追悼会的时候。可能觉得八宝山这个地方有些晦气，林彪、“四人帮”从不派人在这里监视。
因此，每当接到参加追悼会的通知后，老干部们总是悲喜交加。悲的是又一位老战友离开了人世，喜的是又能见到许多久未见面的老战友了。每次他们都提前来到礼堂。老战友们一见面，久久地握住手，千言万语总也说不完。有时追悼会散了很长时间，他们还在礼堂门外交谈着，不肯上车离去。
“文革”十年，唯有在八宝山礼堂这一相对还算平静的港湾，老干部们才能对周总理说说心里话，发几句牢骚，化解一些心中的怨气。
每当周恩来的身影出现在休息室，老干部们总是激动地齐刷刷站起身，向他问好。周恩来总是笑笑，挥手让大家坐下，问问大家的近况。只要有老干部简单地诉说一下自己目前的困境，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位老干部的工作或生活条件就会得到一定的改善。所以老干部们都盼着周恩来来，有了他的支持，他们回去同林彪、“四人帮”一伙斗争时，就能够腰板硬一些，胆气壮一些。
周恩来提议墓地大小要弄个规矩，却强烈反感“论资排辈”；能在八宝山“上墙”，也是一种荣耀
八宝山革命公墓是高层人物的安葬之所，也是一块不同寻常之地。按“盖棺定论”的说法，死后能否进入八宝山是一种无形的标志，因此八宝山也成了高层人物是非功过的无言见证。
1951年春天的一天上午，周恩来步入空旷的公墓。他在修建中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墓地前伫立良久，语调平和但语气坚决地说：“墓地太大了！史沫特莱虽然是我们的外国朋友，但墓地也不能超过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嘛！”
回来后，周恩来觉得八宝山安葬用地是一个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在他的过问下，1951年12月，北京市民政局颁布了《革命公墓暂行规则》。根据这个规则，庙前是县团级干部墓区，庙后东侧是地委级干部墓区，西侧是省委级干部墓区，再向上是中央领导干部的墓区。
根据逝者在党和政府中担任的职务高低，参加革命的时间长短、贡献大小，墓穴的规格、安葬的地点都是有所区别的。即使夫妻、父子，不够级别也不能同穴埋葬，同室安放骨灰。
5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火葬，革命公墓将原护国寺第一、二进大殿及配殿改建成骨灰堂。骨灰安放也有严格的规定。骨灰室分为11个室，中央领导、部队兵团级以上领导、地方部级以上领导的骨灰可以安放在一室。但一室又分为正面和侧面。正面安放的是中央领导同志的骨灰，侧面则安放其他领导同志的骨灰。一些低级别干部只能将骨灰盒砌入墙内，这一度在干部中被戏称为“上墙”。
“文革”时期，这种身后论资排辈的现象愈演愈烈，周恩来晚年曾强烈指责“八宝山上不要搞论资排辈”。周恩来身后不留骨灰，才使这种现象稍有缓和。
“文革”结束后，许多曾遭受不白之冤的共产党员需要重新得到政治地位、名誉的认可，八宝山再度成为一些干部追逐政治资历的目标。邓小平为此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很多人想挤进八宝山，高高在上，却无形中与群众拉开了差距”。
1992年，中央作出决定：革命公墓骨灰堂寄存骨灰的范围调整为司局（师）级以上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