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神秘主义影响
1942年，按照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讲话精神，师锄奸部把部队内部发展的“十人团”、“三人团”之类秘密组员（后来叫特情）整改为“工作网”。这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清除神秘主义影响的作用。
1942年12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召开华北全军保卫工作会议。野政驻扎于辽县（左权县）下麻田村，会议在邻近的云头底村召开。我随卜盛光参加了会议。
野政锄奸部长杨奇清主持会议。野政主任罗瑞卿在报告中突出批判福尔摩斯神秘主义。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以后找书看了，这是传播神秘主义、宣传技术唯上的，书里有许多糊弄人的意味。保卫工作、侦察工作、情报工作都是有秘密的，有很多事是绝对秘密的，也是有技术的，但这与搞神神秘秘有严格区别。从这以后，部队内部的“十人团”、“工作网”这种情报组织撤销了。保卫工作强调依靠群众。
在云头底村的会议上，我认识了野政锄奸部的刘秉琳、张一泉、李广祥、田平、刘野萍、傅岩、肖冰、冀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锄奸部长卓雄等。晋察冀锄奸部长余光文派代表王义来参加会议，送给与会的人各一双好布鞋。
反对刑讯逼供
师锄奸部一科负责审查内部有嫌疑的人。审查案子的过程和手段都比较单一，基本上依靠本人的交代去判断是非真伪。
对待来历不明的人几乎只能根据客观形势和本人交代来分析判断是好人还是伪装的敌人，没有条件从容不迫去做调查取证工作。
对待被俘跑回来的人，基本上依靠政策教育，消除顾虑，动员讲实话，然后根据本人的坦白作结论。人还是要使用的，给人“存疑”、“留尾巴”的事极少，不轻易拘捕人。
战争环境中部队行动多变，流动性大，在紧急状态下，有些案件不得不作断然处理，以保卫部队的安全。
我党我军一贯反对逼供信，反对刑讯逼供。我初进锄奸部时曾动过一次刑，审问通敌的汉奸。他很顽固，死不交代事实，我叫警卫员把他吊到屋梁上，只让大脚趾刚挨着地，顷刻大汗淋漓。这个办法是错误的。至今记忆犹新，起了长久自省的教育作用。
办案必须重证据，不重口供。刑讯逼供违纪违法，逼出来的口供，真假难辨，信与不信都难办，害人害己。因此，对刑讯逼供，必须坚决反，长期反。尽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逼供信大为盛行，有些人花样翻新搞逼供信，比如搞“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这是极端错误的。逼供信务必反，坚决反。
四起案件
在锄奸部近三年，我经办过一些案件，印象较深的如：
庞炳勋部两个青年投奔八路军案
1941年，太行四分区即今山西壶关、平顺、潞城地区，锄奸科科长佘积德派人押送来两名待审查的特嫌。这两个青年从庞炳勋部跑过来，“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他们自述入伍前都是高中学生，二十多岁。庞炳勋是出名的国民党反共人物，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经常搞摩擦，与我军和根据地形成军事、政治的全面对峙，关系紧张。这两个青年冒险越过封锁线，投奔八路军根据地，言谈十分进步，因而显得很可疑。经过多次谈话、审查和最后拘押审问，始终得不到真实的材料来证明他们是真追求进步、诚心抗日，还是被派遣打进我军搞破坏的。后一种情况曾经不断地发生过。经过研究，认为从庞炳勋部突然冒险跑来投奔革命，这种可能性极小，伪装进步打进来，潜伏下来伺机搞破坏的嫌疑极大。但是，一下又弄不清楚。正碰上1942年5月反扫荡，锄奸部事先报经师锄奸委员会批准，随预审科行动，在紧急情况下，为防止突然叫喊，向日寇暴露我军目标而依军法处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