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已经是夜里11点多，挨完了一天三个单元的批斗后，没想到又把我拉到食堂，换了一拨人，继续批斗。记得那天批斗我时，让我交待我和“五一六头子”李英儒的关系。我说：“我觉得李英儒不是‘五一六’。在戏剧口革筹李英儒是我的领导，他要是‘五一六’，肯定会发展我。可他没有发展我，所以我觉得他不是。”我说的话，在那种异常情况下大家怎么肯信？于是斗我斗得更厉害了。
和我同宿舍的有两个女同事，M是负责看着我的，我的任何行动，都由她监视。另一个是赵，当时是排长，她聪慧而又有正义感，但是眼里揉不得砂子，看到任何卑劣的事都嫉恶如仇，因此很不得一些人的意。当时我因这莫须有的罪名而突受审查，自然精神上沉重得不得了。有一次，她趁M去上厕所时，对我说：“你哭什么？你现在比我们强多了，我们现在整天坐在一块儿‘喊话’。这个说：别装了，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那个说：‘革命群众’眼睛雪亮，谁是‘五一六’看得清清楚楚！就这么互相喊，喊得你心惊肉跳，早晚有一天我被他们喊疯了！你倒好，反正是揪出来的死老虎一条，豁出去也就算了。我们呢？整天如坐针毡！”又说：“现在好人都成‘五一六’了，上哪儿说理去！那天斗你，有人坐在上铺，看你被斗，偷着流泪，没想到被人看见，连她都斗了！”我这才知道还有人为我挨斗。
一天傍晚，我连的军宣队老王和美协的军宣队老李，一同来到我住的地方，脸上冷若冰霜地说：“你是铁板定钉的‘五一六’，盖棺论定的‘五一六’，不要再装了，我们有证据，你再装得天衣无缝，也要把你揪出来！现在是给你坦白从宽的机会。”
那天老王和老李刚走，就有人来把我带到了五连大会场。屋中坐满了人，我站在中间，让我交待。刚才军宣队对我是怎么说的？我立即如实复述一遍。我知道，如果我说的有半句出入，立刻就会被冠以隐瞒军宣队指示的罪名。大家群情激昂，有人突然高呼：“把大衣脱了！”我立即脱了。大家让我交待我不肯承认是“五一六”的症结在哪里，并说如果不肯当着大家的面说，现在可以马上到军宣队老王那里去，如实地向他交待。于是又有人押着我去见老王。刚要出门，忽听有人大喊：“穿上大衣，谁许你出去不穿大衣的？”我赶快又穿上了棉大衣。出来以后，天早已黑下来，外面冷得滴水成冰，我当时身上只穿了两件单衣，幸亏有人让我穿了棉大衣，我真感激那个喊话的人。那是老孟，是位从部队来的老革命，“文革”前刚从部队调到剧协当秘书长，此人正派、耿直，过去常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把军宣队说的话当成圣旨，他们有什么水平？不过是部队上的一个小司务长儿！”别人是谁也不敢说这种犯忌的话的，可是他敢。那天晚上实际上他是以批斗的口气在保护我，怕我冻坏。这是我以后才明白的。
到了军宣队那里，靠墙一张桌子，老王和老李在桌子两边正襟危坐，见我被押进去，老王说：“你就交待吧。”于是我又说了那句话：“老王，我真的不是‘五一六’。”老王一听，一下子站起来，指着我厉声说：“你知道不知道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如果你就是这句企图蒙混过关的话，现在你就给我再回到革命群众那里去接受批斗，什么时候肯老实交待了，再到我这里来！”于是我又被押回干校大院。押我的共两个人，一个人先进入会场，命令我站在外面等着，留下司机小刘看着我。当时外面的天气干冷干冷，好像连天上的月亮都冻得惨白惨白的。那进去的人半天还不出来，我心里想，是不是他们在商量押我去北京批斗的事情呢？这时司机小刘突然打开一辆汽车的车门，对我说：“你进去吧。”我心里紧张地一动：难道真的要拉我去北京批斗？小刘看我站着不动，就又低声说：“外面太冷，车里暖和点儿。呆会儿我叫你。”当时我的脑子几乎木了，只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他的好意，但是我摇了摇头。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老王的房间和群众的批斗会场之间被押解着来回走了三次，但我始终是那句话：“我不是‘五一六’。”
有一个晚上，几个连的人都排队坐在院子里，开批斗“五一六”的动员大会。我坐在地上，冻得一个劲儿发抖。突然有人从后面给我披上了一件棉衣，我不敢回头看，心里紧张得要命，生怕这个人再因我而挨斗。过了一会儿，我把衣服脱下来，背着手又把棉衣塞给了后面的人。但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说有人同情“五一六”分子，给“五一六”分子披棉衣。后来赵告诉我，给我披棉衣的是美协的唐棣，那是位极有正义感、心地又善良的老人。
到了春耕大忙季节，大家都去干活，开我的批斗会少了，只在下雨天不能干活时批斗，平时就让我在家写交待。赵偷偷告诉我，军宣队都到北京开会去了，揪“五一六”好像要有什么变化。
一天上午，我正在写交待材料，突然军宣队老王和老李来了，那是在他们离开干校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以后。这次的态度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严肃但没有了杀气。说中央发布了“3。27”文件，他们来向我宣读，内容大概是揪“五一六”分子要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之类的意思。读完又对我说：“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是‘五一六’就是；不是‘五一六’就不是。”并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一句话没说，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以前他们说我是“铁板定钉的‘五一六’”时，我只想笑，可是这时我一直哭着，哭到他们走，我也没说一句话。后来赵告诉我，全国揪“五一六”，整死不少人，这次发了文件，不许再搞逼供信。赵又对我说：“你的日子会好过点儿了。”
果然，第二天就宣布我可以随“革命群众”一起出去劳动了。我心里无比高兴。连队里经常有一些零散的重活，一般都派男壮劳力去干。因为我能干活，也能常常被挑中。干这种外差，人不多，大家就比较随便，特别是老季带我一起出去干活的时候。老季是工人出身的大学生，出于一种善良的本性，从来不搞极左，他挑我一起出去干活，就从不把我当成审查对象，我就可以比较随便地和大家说话。在这一点上，我这个审查对象，好像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5月份，突然传出了原军宣队要撤离的消息，有新军宣队要来接替他们。那些天，他们都有些灰灰的。在他们临走的前一天，他们集中各类审查对象一起开会，训话的内容是要老老实实，如果谁趁军宣队撤离之际捞稻草，绝没有好下场之类。第二天，全干校开盛大的送别会，大家按连排成横队，夹道欢送。不少人抢着和他们握手告别，有人还流下热泪，哭着相送。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审查对象，应有自知之明，不要抢着上前。正在想着，就看见军宣队老王一边和前排的人握手，一边走了过来。见到我站在后边，他犹豫了一下，突然排开众人，挤了过来，紧紧地和我握了手，一句话没说，就又退回去，继续往前走了。我一下子愣住了，我的问题还没弄清楚，作为审查对象就还是人民的“敌人”，他怎么敢和我握手呢？一回头，美协的几个人正站在那里，这一幕他们瞧得清清楚楚。但是我想，这件事我一定不和任何人说，因为会对老王不利。我觉得很可能老王已经觉出他们整我们不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