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还有《环球时报》、《南街村报》等。这些“学习”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最近，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他碰到问题会到里面去找答案”。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汪东兴每年必定外出参加的活动，是在毛泽东诞辰日和忌辰日，去毛主席纪念堂。至于去地方上“考察”，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从知道地方花了多少招待费之后，汪东兴再也不去了。“到省里必须派个什么人来陪，吃饭也陪，做这个也陪那个也陪，这种规矩我爸就很反感。”他后来也不去公园散步了，老人对他的警卫需要买票进公园忿忿不平，在他的意识里，“公园是国家的，人人都应该平等”。汪延群说。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原来，他的好朋友于光远要从北京飞来。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于光远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之前，他“坐轮椅飞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他（于光远）的事儿还多着呢！”许多年迈的老人们，把晚年的大量时光，都用于公开的各种学术思想活动。“任老在的时候，几乎每次研讨会他都参加。”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官员关山说，“有人说他高调，但我感觉这是一种使命感吧。”广东的许多年轻学者和新闻记者，都曾与之交流。
任仲夷善于把一些敏感议题变得富有弹性。如，他妙解“和谐社会”：“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而“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又如，他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不单对我，许多人在场时，他也不避讳，很坦荡，已经无所顾忌了。”曾为任仲夷做大量口述的关山说。
所有的议题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出路，但由于对历史政治的不同理解，老人们形成不同的群体。
一些被认为是“改革派”的老人，经常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任仲夷关于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一篇谈话，2004年曾在《炎黄春秋》等多家刊物上同时刊发，反响强烈。任仲夷认为，可以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原中顾委委员朱穆之，2009年则在《求是》杂志所属的《红旗文稿》上发表文章《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称“所谓西方民主，不仅中国人民早就看透唾弃，现在也日益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破产”。
作为历史亲历者，他们更不时在一些党史细节上，或明或暗地指责对方有误，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个人发表的回忆文章或传记中。
2006年，原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版了一本自述。他在前言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邓力群自述的诸多说法，则在《炎黄春秋》上被反驳。这本以记史为主的月刊即将庆祝创刊20周年，它是1991年在中顾委常委、开国上将肖克支持下创办的，其4位顾问全都是原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他们同时也是这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肖克给杂志定下“求实存真”原则。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说，老将军不过问杂志社具体事务，但会亲自审阅重要稿件。1994年，在他支持下，该杂志在中国大陆首次发表了纪念胡耀邦的文章。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
汪东兴的子女正在给汪做回忆录，已完成第一部。汪延群说，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
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
个人史，往往伴随着争议，但党史界认为，史料的增加有助于令真相“越辩越明”。
2004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出版，再版时，出版社发表声明，“特向吴桂贤同志深表诚挚的歉意”。吴德在口述中称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跟着‘四人帮’跑”，引发吴桂贤的不满，并诉至法院。
“两头真”现象
自从2008年老伴去世，杜润生基本一直住在医院，但仍在为农民发出声音。
2011年1月，《财经》杂志刊发了对这位98岁老人的专访，该刊记者在纸上提问：“您曾经说，中国要过两大关：民主关、市场关。在您看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杜润生用笔在“民主关”“市场关”之后写下了三个字：“自由关”。
杜润生的秘书李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头儿”的语言能力早就明显下降。2007年，当南方周末采访杜润生时，所有的交谈只能通过纸笔来完成，但他偶尔挤出的话语却清晰有力。记者递纸条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评价原社科院院长胡绳。《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原中顾委委员、文艺理论家周扬等人，都曾被评价为“两头真”。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张劲夫是目前仍在世的唯一一个原中顾委常委。上文为其自编的《嘤鸣·友声》文集自序，其中收录了原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的3篇文章《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1996年5月，病危的陆定一留下这样的遗言。晚年的陆定一，住在北京医院十余年。《陆定一文集》编者陈清泉曾回忆，1990年底，陆定一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自序，就此搁笔，至去世，这位担任中宣部部长长达22年的“党内才子”，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他晚年对新闻工作不满意。”他的儿子陆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至今仍被大学教材采用的“新闻”一词的定义者，陆定一反对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口号。
在陆定一去世10年之后，陆德整理发表了陆定一晚年的一些反思，其中提及：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