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门客、食客
历来的汉奸，基本类型可称为“三客”，就是“政客、门客、食客”类型的某些知识分子。他们也多少有一点知识，但他们所有的那点知识，不过是用来牟取个人和个人归属的小集团的私利。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主子是谁，而只在乎自己的私利。要说他们没有信仰或理念也不妥当；有是有的，他们可以说有“曲线救国”的理念，有“大东亚共荣圈”的信仰。
在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幌子，包装（掩饰）卑劣私利的招牌。他们内心深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归属的利益小集团的私利，构成他们信仰理念的核心。
大汉奸都是“政客”执掌大权的政治家、党国政要；中等汉奸是“门客”帮忙帮闲的门生、幕僚、谋士、助手；低级小汉奸则是“食客”混口饭吃的随从跟班、流氓打手。
我们可以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的主要组织成员看出，（注：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档案馆合编：《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8页）伪官吏也都可以算作“知识分子”，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因为这些部门的职责需要具有一定文化的人才能胜任。
这些伪组织官吏、公务员、高等学校的领导、伪金融、新闻和文化机关的办事者及新民会、参政会的工作人员中，知识分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为什么这些人会走上汉奸之路？
根据汉奸的知识背景，当汉奸的知识分子大概可以分为四部分：
（1）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北洋政府余孽，如：王揖唐，曾在军阀段祺瑞手下任职；齐燮元，原为直系军阀；张景惠，原为奉系军阀；王克敏、梁鸿志、汤尔和、傅筱庵等，曾为北洋政府官僚。
（2）曾是留日学生中的败类，如：汪精卫，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殷汝耕，留学日本，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联系；章宗祥，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周作人、王酉亭、钱稻孙、张资平等，都曾赴日本留学。
（3）在国民党内追随汪精卫的党棍、官吏。我对于抗战时期投敌的国民政府高级文官做了一个统计，结果表明：在汪伪政权中担任高级官职的绝大部分是原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派系（“改组派”和“cc派”等）成员。其中，属于“改组派”的有陈公博等24人，属于“cc派”的有周佛海等20人，其他如“西山会议派”、“三青团”的人数不多。
（4）其他少数丧失民族气节而卖身投靠敌伪的知识分子，如钱稻孙、张资平、胡兰成之类的门客、食客。
汪伪汉奸的派系
主要名单如下：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原国民党副总裁、中央委员）
汪伪立法院长陈公博（原实业部长、中央委员）
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原行政院秘书、中央监察委员）
汪伪中央委员陈璧君（原中央监察委员）
汪伪中央监察委员曾醒（原中央党部妇女部部长）
汪伪中央委员陈孚木（原交通部政务次长、候补中央委员）
汪伪教育部长李圣五（原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
汪伪建设部长陈君慧（原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
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原立法院委员）
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汤良礼（原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
汪伪广东省长陈耀祖（原铁道部财务司长）
汪伪考试委员会委员长焦莹（原铁道部官员）
汪伪中央组织部长陈春圃（原侨务委员会委员）
汪伪驻日大使蔡培（原交通部航政司长）
汪伪陆军经理总监何炳贤（原实业部国际贸易局长）
汪伪宣传部副部长朱朴（原实业部农村财政整理委员）
汪伪天津市长周迪平（原津浦铁路局局长）
汪伪北平市长许修直（原内政部次长）
汪伪淮海省秘书长戈定远（原行政院秘书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汪伪财政部办事处主任梅哲之（原实业部总务司司长）
汪伪特别法庭庭长乔万选（原内政部统计司司长）
汪伪上海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周化人（原津浦铁路副局长）
汪伪工商部次长汤澄波（原实业部主任秘书长）
汪伪中央执行委员金家凤（原国防最高委员会专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