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沿江搜缴民船以后，布雷队的游击作业一度发生了很大困难。布雷找不到船，官兵们常常就自己直接跳进江里，将雷且推且泅，奋力布放到中流；夜黑浪急，泅水布雷十分危险，但大家却争抢下水，无人退缩。曾经担任陆军147师某团团长的骆周能，当年率部在马江岸掩护布雷。他亲眼看到：隆冬雪天，江水寒彻，布雷队员照样下水布雷，有的布雷位置较远，来不及上岸取暖，就冻死在江里了。这是何等壮烈的牺牲精神！
针对日寇气势汹汹的“大扫荡”，布雷游击队也以牙还牙，展开了坚决的反“扫荡”。他们常用声东击西的战术，跳出包围圈，抄到敌人的背后去“狠揍它的脑壳”。有一次，日寇重兵围剿某布雷大队在洋湖的根据地。适值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将军前往该处巡察，他亲自指挥官兵沉着应战，并乘敌纷乱，抽调两个中队星夜穿插到贵池，在日舰集结的氽水洲南北港布雷55具，1周内共炸沉敌舰6艘，炸死炸伤鬼子400余人，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又有一次，我一布雷大队，乘敌大举进攻驻地侧翼之际，料敌必意我不敢再动，遂迳迫黄湓、前江口、螃蟹矶等处，一路放雷，连续炸沉敌“山田丸”、“村木丸”、“立野丸”等运输舰，鬼子仅从1艘沉舰的舱里，即捞出官兵尸体200余具。日军招架不住布雷游击队的奇袭痛打，其“扫荡”之举大半丢盔折戟，只得灰溜溜地仓惶收场。在反“扫荡”战斗中，布雷队还巧妙地创造了小艇伏击、岸炮腰击(将火炮埋伏在敌船必经航道的岸上，伺机拦腰射击)、漂浮杂物(以乱麻将木片、铁丝等团住，顺江漂下，去缠缚敌船的螺旋桨)和间布假雷(将木头、竹子制成的假雷，混杂在真雷中一起布放，干扰敌人扫雷)等新战术，与水雷破袭灵活配合，把日寇打得晕头转向，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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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的敌后布雷游击战，从一开始，即得到了沦陷区民众和进步力量的悉力支持。在长江中段，同属第3战区的新四军，经常主动向第2布雷总队(辖下之第1、3、5大队)伸出坦诚的援助之手，为其通报敌情，侦除汉奸，动员民夫，募集船只；只每每派出精干武装，全程掩护布雷队穿越封锁线，去江边放手布雷。布雷队员们都深为共产党公忠为国，一心抗战的襟怀所感动。沿江一带的老百姓，有的冒着风险，让布雷队长期隐蔽在自己村里；有的翻山涉水，自愿替布雷队打探消息，传递情报；有的为之带路、抬雷、驾船、送粮，或者救护负伤掉队的官兵。日伪军的迭次肆意烧杀、恫吓利诱，皆不能使沿江民众动摇屈从。曾经有数名船户被鬼子绑去酷刑拷打，逼迫他们说出布雷队的行踪，船户们宁死不屈，直至惨遭活埋，仍不吐一字！
正是因为有了同仇敌忾的民族后盾，布雷游击队方能在敌后的龙潭虎穴之中，越战越勇，战果累累。仅第2布雷总队，转战湖口至江阴的游击区5年余，“共布雷1370具，炸沉敌大小军舰、炮舰、运输舰、汽艇和商轮驳船总计114艘，另有汽车20余辆，伤亡敌官兵5000余人，破坏其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不可胜计”。当时有报纸做过这么一番大略调查：“中国海军每消耗10具水雷，一般即可炸沉敌舰1艘，对于敌军在长江航行，予以极大威胁。以每具水雷1000元计，10具水雷仅消耗10000元，即可击沉1艘敌舰；而敌舰每艘最低以100吨计，约值百余万元，以此推算，我每击沉寇舰1艘，可消耗敌90余万元。亦即每10具水雷所取得的，乃是百倍以上的战果。”
海军水雷战的出色战绩，自然引起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瞩目。战前，南京当局对于海军战备甚为漠视。蒋介石宁肯将大笔财力用于内战或扩充陆空军，也不愿在海军建设上多花钱，以致1937年拨给海军的国防建设费，一减再减，少到只够打造1艘炮艇，还不及日本海军每年经费的1/200。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的单纯防御方针，又使海军节节被动，短短10多个月，舰船实力便折损几尽。而此时，水雷破袭的赫赫战果，不能不令蒋氏对海军的态度有所改变。1941年3月，蒋介石亲自给海军总司令部发去手令，认同海军在长江“采用游击布雷截断敌人水上交通，消耗敌人物资力量”，是“较任何武器均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正确方略，并指示沿江各战区长官“转饬(陆军)部队，对于布雷人员须特别保护”。此后，尽管蒋依旧在海军薪饷上卡得很紧，“但造水雷用款还是照拨的”。
海军就是在如此艰窘的条件下，自力更生，排除万难，于湖南辰溪等处，迅速地建立起继续抗战所亟需的水雷制造基地(包括一批储雷兵站)；并且，认真汲取长江作战摸索的经验，先后研发、投产了“海甲”系列的9种定雷(敷设时沉落江底，用引火电线连接到岸上，遇有敌船驶过，即刻通电引爆)和“海庚”系列的3种漂雷，源源不断地送往敌后战场，保障了打击敌人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抗战后期，在长江以及其他水域破袭作战中使用的每1具水雷，均是由中国海军自己制造的(总量超过10000具)。它们在滔滔江流上大显神威，迫使日寇一再中断某些区间的航行，其兵员调动与补给运输遭到了严重破坏。事实上，自1943年以后，整个长江的敌后水上交通已经处于日渐崩溃的状态，日本海军妄想“控制长江、溯流西侵”的阴谋，完全成了可悲的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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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登临泊锚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代表中国海军接受日本投降；7天后，陈将军又在南京，接过了垂头丧气的日本海军侵华舰队司令呈交的投降书。
凯旋之际，陈将军慨言：“海军抗战事略，向来极少发表，盖不欲大事宣传，事实足以表现一切。”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海军在那段血火交织的岁月里所挥写的英勇篇章，一向似未彰显域中，知悉者无多。而今，随着时光的磨洗，不免益发淡远于人们的视野。
但，这是绝不应该被遗忘的——尤其是当初中国海军所进行的那番堪称“绝地反击”的敌后布雷游击战，更值得后人钦记长缅。它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史实：抗战年代，曾经不畏艰险地挺进敌后、坚持着长期游击战争的，除了八路军、新四军、各种民众武装，至少还有中国海军的无数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