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间介] 孙彩霞（1952—）女，河南西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从事近代史资料编辑和民国史研究。
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对赴延安访问的救国会成员柳湜[1]说：“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的作用。”[2]毛泽东对救国会推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给予了十分高的评价。作者查阅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发现论述救国会对推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所做贡献的文章很少，这是一个遗憾。救国会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简称，是三十年代中期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危机时刻，以上海为中心，由爱国知识分子发起组织的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救国会成立后，围绕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这个中心任务，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并开展一系列规模浩大的群众救亡运动，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引向高潮，对于推动国内和平团结御侮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救国会对各党各派做了大量工作，如帮助中共完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其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调整；如劝说和敦促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走向和平团结御侮之路等，推动各党各派联合抗日。国民党蒋介石逮捕救国会领袖，制造“七君子”事件，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的极大义愤，救国无罪、团结抗日的呼声响彻全国，形成了逼蒋团结御侮的强大政治压力，也直接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七君子事件本身成为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的一个重要事件。论述救国会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本文旨趣之所在。
一 成立救国会，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迅速沦陷。1935年日本进一步向华北进攻，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家与民族的危亡进一步摆在全国各阶级、各政党面前。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与此同时，上海文化界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也在积极酝酿发起救国运动。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指出：“国难日亟，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下。‘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餍。’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并提出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等八项主张。[3]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在此前后，先后成立的还有史良等发起的上海妇女救国会，沈钧儒等领导组织的大学教授救国会，沙千里发起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陶行知发起的国难教育社，陈波儿等组织的电影界救国会等。1936年1月28日，各救亡团体正式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31日至6月1日，在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的主持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地60多个救亡团体，在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沈钧儒在开幕词中说：“目下中国的危机，已经不是国难严重四字所能全部表现，而是快到亡国境地了。所以，全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实在有大家团结起来的必要。同时，我们一定要促进全国各党各派各实力分子，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救国。但是，人民自己假使不先联合起来，便无从促进各党各派合作。”[4]大会通过了救国会的宣言、章程和《抗日救国初步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陶行知、沙千里、史良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等14人为常务委员。从此，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救国会的宣言及政治纲领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目的在灭亡中国，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于全国各实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并给予人民以抗敌的组织和言论自由。宣言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提出了批评：“中央已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上企图征服全国；中央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作孤注的一掷。”为了促成建立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联合战线，要求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5]并明确声明救国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6]
救国会针对当时危急形势提出的方针大计，表达了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愿望和要求，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反响。不久，华南、华北、西北以及南京、济南、武汉等地的各界救国联合会相继成立，旅居欧美和东南亚的华侨也纷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据统计，1936年全国救国会会员达数十万人，同情者更多，成为一支巨大的群众力量。同时救国会开展各种活动，推动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向前发展。如大型群众救亡歌咏运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10月22日鲁迅葬礼，形成了万余人浩浩荡荡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以及支援沪东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和募集款项援助绥远抗战运动等。救国会打破了国民党压制人民抗日言论的沉寂局面，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引向高潮，使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变成了民众的口号和行动，对推动和促进国内和平团结御侮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为实现团结御侮而奔走呼号
救国会成立后，始终不渝地把停止内战，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当时国民党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由于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包括削弱以至消灭他们，故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其小集团利益出发，常常打着抗日的旗号实行反蒋；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八一宣言”中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但由于她一直处在被国民党围剿的地位，所以也并没有放弃反蒋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救国会对各党各派做了大量工作，从而促成各党派重新调整政策，联合抗日。
（一） 劝说和敦促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
救国会发表的宣言、政纲等文件以及游行中的口号和标语，没有整个地反对国民党，也没有笼统地提反对蒋介石的口号，只是反对它的不抵抗和内战政策，这主要是从全民族团结抗日的立场出发，同时考虑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可能抗日。救国会成立后，蒋介石企图使其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御用工具，亲自出面邀请沈钧儒、章乃器和李公朴到南京面谈。沈等商定决不能把联合战线卖给任何党派，也不能被任何党派利用，但从策略上不同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当蒋提出要求救国会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时，沈钧儒等没有正面拒绝，而巧妙回答说：“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就不领导也领导了。我们救国会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亡图存，谁这样做，我们就同谁团结。”[7]谈判虽未结果，但蒋介石对沈钧儒等还是很客气的，请他们一起吃饭。
6月，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联合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为反对蒋介石剪除异己，吞并地方势力，打着出兵抗日的旗号，发动“两广事变”。蒋介石则陈兵湘粤边境，准备讨伐西南。内战一触即发。救国会认为在民族危亡严重、亟需团结御侮的情势下，西南应真正从抗日救国的立场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因此，救国会并不支持西南的抗日反蒋。当时邹韬奋正在香港筹办《生活日报》，他在报纸上“只字不提两广的反蒋运动”，而是反复宣传各党派联合抗日；沈钧儒和章乃器谢绝了西南要他们任职两广政府的邀请，并派杨东莼代表救国会到广西，劝说李、白顾全大局，和平解决。同时，救国会更不赞成国民党中央讨伐西南，发表了对时局紧急通电和文章，指出：“中国的一切内战无异自杀，尤其是中央与西南之争，非特消耗有用之国防力量与无谓之内争，而且徒为外敌利用。”[8]强调：“务使全国兵力，一致对外，抗日战争，立即展开，恢复我已失之河山，拯救我被压迫之同胞。”表示：“我们民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偏好，我们所拥护者为抗日救国，我们所反对者是不抵抗。所以我们希望中央和西南双方实现团结御侮的诺言，立刻发动抗日战争。”[9]不要“鹬蚌相争”，使日本侵略者“渔翁得利”。
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救国会推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和彭文应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全会做出决议：停止内战，立即对日作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国民党派中央委员、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接见他们。他们对马说：“政府如有抗日决心，要达到共同互信，至少限度应当立即停止内战，并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切实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否则，政府尽管空言决心抗日，一面却以内战消耗国力，并拼命压迫人民爱国运动，如何叫人民相信政府是抗日的呢？”[10]马超俊表示接受救国会的请愿各点，并向大会报告。救国会还发表了“对国民党二中全会宣言”，希望二中全会接受人民的要求，“决定由中央领导全国立即对日抗战”。随后，救国会的领袖们针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进一步指出：“蒋先生屡次主张以先安内后攘外的方式准备抗日，不管这主张对不对，但是五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个主张是失败了。五年来安内的结果，‘剿共’军事并没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又发生了裂痕。可见安内政策并不能促成真正的内部统一，而唯一得到安内的利益的，却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照这样情形下去，恐怕内不及安，而中国全部已早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奉劝蒋介石“真正的准备抗日，决不是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而是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以共纾国难”。只要蒋介石停止对西南军事行动，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那么“内不必安而自安”。[11]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主要为解决两广事变和研究对日本侵略的方针政策。关于前者，为了和平解决两广事变，“而不伤国家之实力”，[12]决定成立国防会议，由包括反蒋的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在内的各地方军事当局组成。关于后者，蒋介石在全会上作了题为《救亡御侮的步骤与限度》的外交方针报告，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了空前强硬的态度，明确宣布绝不承认伪满洲国，绝不订立损害国家领土主权的协定。国民党蒋介石“开始了切实转变”[13]，其“安内攘外政策”出现转机，这一方面固然是基于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迫使其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也是与救国会及其它党派的呼吁、劝说和敦促分不开的。
（二） 帮助中共进一步完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如前所说，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首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不肯放弃对中共的围剿，所以中共此时的“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或称人民阵线），是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共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一直持续到两广事变发生。救国会认为抗日救国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大事，不是一党一派所能包办的，所以主张全国各党各派各方面联合起来，组成广大的民族救亡联合战线，共同抗日救国，即“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不问他是什么党派，什么阶级，什么信仰，只要他同意于抗战，我们就该摈弃一切私见，停止一切内争，团结起来，动员起来，建立铁似的民族救亡阵线，向我们的敌人进攻”。[14]这是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党各派的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可见，救国会的抗日民族救亡阵线与中共的把蒋介石排除在外的人民阵线完全不同。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建立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统一战线，是不能够实现全民族一致对外的抗日方针。
两广事变发生后，中共原已在5月5日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向全国宣布其“抗日反蒋”政策已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但却在6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肯定两广事变反日反蒋的要求”，指出“事变如不深入发展扩大，有和南京妥协的可能”，决定其策略是“支持两广提出的北上抗日，反对蒋派兵南下”。[15]随后中共发布文件、宣言，公开表示愿意“与西南诸领袖密切合作”，“人民为着抗日，有权利来推翻这样的政府”。[16]中共支持两广抗日反蒋要求的策略，虽然是以发展民族战争为主要出发点，但这种方针是不利于中国国内和平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的方针是不能同时并举的。7月15日，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署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重要文章，对此进行批评和纠正。文章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同时批评她提出的建立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说：“抗日救国是关系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只有集合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实行全面总动员，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换句话说，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如果我们相信单靠局部抗日，或者一党一派包办抗日，就可以得到最后胜利，依然不免犯了重大的错误”。希望中共放弃抗日反蒋的主张，说：“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要求“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还要求中共纠正党内某些青年在抗日救国运动中，“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的左倾幼稚行动。文章恳切呼吁说：“这国共两党在九年以前不是手携手，为着打倒北洋军阀，为着打倒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吗？我们不明白目前在共同的民族敌人的威胁之下，这已经分裂了的两党，为什么竟不能破镜重圆？”[17]
《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文章的发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共产党纠正了策略错误，立即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8月10日，毛泽东在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救国会全体会员的信中，充分肯定了救国会的主张，表示愿意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改正错误，他说：“现在统一战线是反对外部敌人”，为了达到战胜强大敌人的目的，“我们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各政党各阶级在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团结起来。因此我们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提出推翻某一阶级和政党的口号是错误的。”[18]这表明中共愿意放弃抗日必先反蒋的方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中国共产党已准备好与国民党就两党合作举行正式谈判。9月1日，中共进一步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共同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16]随后，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做了一系列的变动，走向联蒋抗日。
由此可以说，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四人发表的“团结御侮”重要文章，是帮助中共最终放弃抗日反蒋口号，由局部的统一战线发展为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因素之一。后来沈钧儒总结说：“四人署名的《团结御侮》小册子，当时确是在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下，压榨出来的一个破天荒的号召国共两党走上和平团结御侮大路的历史文作……八年抗日战争的获得最后胜利，是由于曲曲折折依循着这一个正确路线而获得，决不是偶然的。”[19]
三 “七君子”事件本身成为推进蒋介石走向共同御侮的一个重要事件
救国会一成立，国民党就采取敌视态度，视为肘腋之患，必欲去之而后快；日本方面也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救国会，逮捕救国会领袖。国民党蒋介石既害怕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浪潮动摇其统治地位，又慑于日本的压力，于是悍然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这一救国有罪的政治冤狱，激起了全国爱国人士的极大义愤，各方面人士纷纷谴责国民党政府爱国有罪的暴政，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等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营救运动的推动下，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七君子”事件本身成为了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一个重要事件。
沈钧儒等人被捕后，救国会和宋庆龄、何香凝以及国民党党政上层人士冯玉祥、孙科等，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广西实力派人物李宗仁等，或发表宣言和声明，或致电蒋介石、国民政府，表示声援，强烈反对摧残救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中华》报和《救国时报》也发表社论，反对国民党“爱国有罪的暴政”，援救爱国领袖，争取救国自由。旅居海外的爱国华侨和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如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也致电国民政府，反对“自毁长城”，要求立即释放七领袖。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社论，指责国民党镇压爱国运动的违法行为。国内外的舆论谴责，给国民党政权以猛烈冲击。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由内战开始转向抗战的转折点。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则与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有联系。早在上海救国运动开展时，张学良就从他的老友杜重远那儿知道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救国会成立后，沈钧儒、章乃器和李公朴曾在首都饭店与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张学良会晤，“畅谈当时各地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的一派大好形势”，并商讨“组织联合战线，抗日救国诸问题”。张学良表示支持他们开展救国运动，答应给予救国会以经济上的援助。[20]沈钧儒、王造时还曾鼓励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谏，立即停止“剿共”内战，一致抗日。据张学良回忆说：“沈钧儒、王造时等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谏陈，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21]七君子被捕后，张学良曾派应德田到上海市公安局进行慰问，并转告他们：“张学良将军反对内战，联共抗日的决心已定。”12月初，张学良亲赴洛阳，央请蒋介石释放沈钧儒等人，但遭到蒋的拒绝。张学良忍无可忍，质问蒋“这样专制，这样催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22]又遭到蒋的斥责。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当日，张、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之一，即为要求“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可见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与西安事变的联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于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从此，国民党“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23]国民党虽已开始转变，但“并没有彻底转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蒋介石曾同意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释放“七君子”的要求，并保证回南京后即下令办理。讵料蒋回到南京却自食其言，不但没有立即释放救国会领袖，反而在4月3日由江苏高等法院罗织了“十大罪状”，对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并于6月11日和25日，对他们进行两次审理。对沈等人的起诉判罪，不仅关系沈等几个人的罪名与释放问题，而且关系“将来国策之动向与中华民族的存亡”，也与正在积极进行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格格不入。于是，在狱内，沈钧儒等人通过在报纸上发表“答辩状”和法院庭审的机会，阐述救国会在华北垂危之际，率先倡导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申辩救国无罪，驳斥救国有罪的谬论。在狱外，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函电、评论，或举行群众集会，称颂沈钧儒等人“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24]；他们是“赤胆忠心的为国家为民族的志士，是领导民众从事救国家救民族的领袖”。[25]批评国民党蒋介石在宣示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宗旨下，对沈等起诉将判罪，“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13]将使人民与政府间“隔膜加深，对于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投下不堪乐观的影响”。[26]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对沈钧儒等人宣判无罪释放，展开了较前一阶段更加广泛的营救运动。其中尤以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倡导的救国入狱运动影响最为深远，他们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说：“沈先生等犯了什么罪？就是犯了救国罪。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因为畏罪，就不爱国就不救国。”要求国民政府和法院立即释放七位先生，否则“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同罪”，“愿意永远陪沈先生等坐牢”。宣言还进一步说：“我们准备去入狱，不是专为了营救沈先生等。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七人，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27]7月上旬，宋庆龄率领具状人胡愈之等12人去苏州投案，请求羁押。这一运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获得许多人的响应。总之，自从4月3日国民党当局向七君子提起公诉后，各界爱国人士、社会团体抗议声援的消息、报道、声明、宣言、通电等充满国内报刊（笔者粗略统计，从4月到7月上旬，见于报刊的主要抗议、营救活动达59件之多）。举国上下对救国会领袖开展如此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以及沈钧儒等人在狱中坚持爱国正义立场，对救国无罪坚信不疑，坚贞不屈，不仅使国民党政府十分被动，也令其震惊。事实再一次证明，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谁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谁就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和爱戴。国民党蒋介石如不放弃“安内攘外”政策，就无法继续维持其统治，而将被人民的抗日救国浪潮所吞没。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作用下，最终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做出明智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救国会的主张，走团结抗战的道路，七君子也在抗战爆发后不久获释出狱。综上所述，救国会在华北事变国家民族危亡之际，高举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旗帜，广泛发动和组织民众奋起救国，积极呼吁和敦促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促成第二次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救国会从成立到结束，其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就是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注释] [1]柳湜，中共党员，1936年在上海参加救国会，为主要负责人之一。1941年由重庆到延安，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并任边区政府教育厅长。
[2]《中国人民救国会会员大会、中常会会议记录》，见《近代史资料》总10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935年12月21日。
[4]《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纪详》，见《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5]《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见《救亡情报》第6期。
[6]《抗日救国的初步政治纲领》，见《救亡情报》第6期。
[7] 孙晓村：《真堪衡岳比芳芬》，见《沈钧儒纪念集》第11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
[8]《请求政府下令对日宣战》，见《救亡情报》第7期，1936年6月21日。
[9] 《反对内战要求全国团结御侮》，见《救亡情报》第7期。
[10]《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推派代表赴京请愿经过》，见《救亡情报》第12期，1936年7月26日。
[11] 周天度编：《救国会》第1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2]《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75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13]《毛泽东年谱》上册，第574页；第6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4] 丁石民编：《救亡言论集》序第2页，1936年。
[15]《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1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4—45页；第8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7]《生活知识》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6年8月5日。
[18]《救国日报》，1936年10月30日。
[19]《一切为了救国——忆陶行知先生》，见《沈钧儒文集》，第5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0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见《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1] 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第27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22]《西安市民大会张主任委员演词》，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2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2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见《解放》周刊创刊号，1937年4月24日。
[25]《救国究否有罪》，见《天下日报》1937年6月11日。
[26]《当局应注意沈案的政治影响》，见《天下日报》1937年6月11日。
[27]《妇女生活》第4卷第12期，1937年7月1日。
Restudy of Chiu-Kuo-hui’s role in fomenting the second Kuomintang-CCP cooperation
Sun Cai-xia (Modern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 [Abstract] when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brought the nation and the people to the verge of danger and annihilation, Chiu-kuo-hui proceeded to carry out extensive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revoling around its perennial central task of ending the civil war and realiz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also organized a series of large-scale save-the-nation mass movements, leading the nationwide Anti-Japanese and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s to a climax. Its activities were the substance and meaning of the process to foster domestic peace and to unite all to ward off humili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Chiu-kuo-hui did much work for every party and each faction. For instance, it helped the CCP further improve 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to resi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accelerated the CCP’s policy adjustment from “Anti-Chiang Kai-shek and Anti-Japanese” to “Unite Chiang Kai-shek to resist Japan”; it urged and prodded Chiang to change his civil war policy and take the path towards unity and warding off humiliation, pushing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CP to stop the civil war and unite to resist Japan. Kuomingtang’s arrest of Chiu-kuo-hui’s leaders created the “Seven Virtuous Men”incident, and further incensed the people. The tide of protests at home and abroad converged into strong political pressures on Chiang to unite and ward off humiliation,and also fostered the occurrence of the Xi’an Incident. The “Seven Virtuous Men”incident itself become an important matter in foster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to Resist Japanese Aggression. Chiu-kuo-hui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econd Kuomintang-CCP cooperation.
[Key words] Chui-kuo-hui, United Front,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