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历史发展，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据考古判断，在距今15～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长沙地区即有原始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已形成氏族及部落。1985年，省市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县大托乡大塘村发现了一处远古遗址，其出土的石器和夹沙陶器碎片，相当于距今7000年的大溪文化遗存。当时华夏先人，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开拓。又据1976年在长沙县鹿芝岭和浏阳樟树塘发掘的两个遗址考证，其出土的石制生产工具、渔猎工具及陶制生活用具，相当于距今4500年的龙山文化遗存，当时这里的先民，已进化到原始农业社会，手工制作用具已有明显进步。

　　殷商之世(公元前约1600年～公元前1046年)，长沙属扬越之地，是百越部落的分支，这里的土著文化已有相当发展。并且，中原文化开始传人。据考古专家对长沙地区出土的260余件商周青铜器的分析鉴定，其中有些青铜器上的铭文、族徽、装饰和商周王室的青铜器相同，它们是中原人南下南来的；有些青铜器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它们是本地人铸造的。其中四羊方尊、兽面提梁卣(音v讥，音友)、人面纹鼎、兽面纹铜铙是罕见的精品，足可与中原青铜器媲美。

　　春秋中叶，楚国在南方崛起，至晚期，其势力逐步扩大到沅湘流域。至战国时期，长沙属楚黔中郡，楚国在长沙经营250余年，长沙的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据长沙发掘的楚墓(近3000座)考证：出土文物有青铜器，铁剑、铜剑和其它长兵器，有铁把锄和其它铁器，还有大量陶器、纺织品、皮革制品、漆器、琉璃器、竹篾器、天平法码等。这些随葬品显示：长沙不仅是楚国在南方的军事重镇，而且手工业生产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商品交换亦相当发达。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史记·越世家》记载：“长沙，楚之粟也”，说明长沙是楚国的重要粮食产地。

　　楚国时的长沙城邑，已具有初步规模。据考古工作者从五一西路工地发掘的遗址遗物考证，当时城邑范围，大约西至(今)太平街、东至犁头街，南至坡子街，北至春风街、明月池、落棚桥，南北长约850米，东西宽约700米。历史上称长沙为楚汉名城，实非虚美之词。

　　楚国晚期，屈原被流放于沅湘之野，零丁飘泊，写出了传颂千古的《离骚》、《九章》等名作，由于他极其悲愤忧伤，自沉于汨罗江  的“长沙屈潭”(距长沙北约50余公里)。司马迁的《史记》载有《屈原贾生列传》，这就是历史上称长沙为“屈贾之乡：’的由来。后人还在长沙建有屈子祠以为纪念。

　　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置长沙郡，为全国：36郡之一，辖今湖南全境及贵州东部，郡治临湘(隋改名长沙县)。据应劭《汉宫仪》记载：“秦用李斯议……凡郡或以列国，陈鲁吴齐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这说明在秦以前，长沙已是一个著名的城邑。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汉封吴芮为长沙王，立长沙国，辖长沙、豫章、桂林、南海及象郡等5郡。吴氏在临湘筑城守土，史称“临湘故城”。据清代长沙地方志记载：“汉临湘故城在府城以南”，即今日之天心区境内。

　　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吴著太傅，过湘水之汩潭，念屈原忠言被谤，与己遭遇相同，乃投文《吊屈原赋》以悼之。居长第三年，一鸟人室，以为不祥之兆，作《鹏鸟赋》以抒怀。现长沙太平街太傅里，有贾谊故宅遗址，宅旁有一井，传为贾氏所凿，杜甫有诗云：“长怀贾傅井依然”。明代，建贾谊祠，后增祀屈原，故亦称屈贾祠，祠有联云：“亲不负楚，疏不负梁，爱国忠君真气节；骚可为经，策可为史，补天沐日大文章。”反映了长沙人民对屈贾的崇敬。汉景帝时，吴氏国除，封庶子刘发为长沙王，复长沙国、辖13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