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门为北京内城南面西恻之门，元时称顺承门。明定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将城墙向南拓扩，正统四年（1439年），重新修了城楼、瓮城、城濠及桥闸，并把城门改名宣武门。历经明、清至今仍用此名。宣武门城门及城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拆除。宣武门城门外护城河亦同时改为暗河。

　　宣武门门楼以西原设有一水关，城内雨水与污水可沿明濠顺此排入南护城河。据史料记载，在明朝时期宣武门外旧有凉水河，明正统五年（1440年）六月，天雨连绵，宣武街西河流决堤，与街东的河流汇合，两条河水泛滥，淹没了岸边的民居。实际在明朝以前宣武门西一带河流交汇，杂草丛生，人口较少，一直是军队驻扎之所。

　　宣武门外，到了清代逐渐发展了起来。清军进入北京城后，即在内城圈地安置八旗军队，顺治元年（1644年）即正式提出“京都兵民分城居住。”顺治五年（1648年）又颁布谕令：“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北京城形成了“兵民分置、满汉分治”的局面。因此所有汉人无论官职高低、贫富贵贱均居住在外城。有些汉族官员为了上朝方便大多愿意选择居住在离内城较近的地方，这就使得宣武门外地区逐渐发展了起来。促成宣武门外发展起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科举考试。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又是顺天府衙署所在地。每逢子、午、卯、酉年，顺天府乡试在北京举行。每逢丑、辰、未、戌年，全国会试也在北京举行。那时全国从西面和南面来应试的举子从永定河、卢沟桥经广安门到宣武门进入内城，因此宣武门成为他们进入内城最近的处所。再加上汉人居住在外城的政策，这些举子们大都会在宣武门附近找处所居住，因此宣武门外这片地区会馆林立。在宣武门外从校场口胡同到上斜街的几条胡同内就云集了几十家会馆。由于各地士子云集，使得这一带成为晚清时期京城内思想较为活跃的地方。著名的“公车上书”就发生在这里。这里还曾经是清末民初一些重要政治事件的策源地。在达智桥胡同、金井胡同、上斜街这三条毗邻的胡同中还出现了数位影响了历史的重要人物。

 

　　达智桥胡同12号  在中国近代史课本上留有一席之地的名字——松筠庵

　　清朝以前达智桥胡同所在地本不是胡同，仅是一条河沟。这条河沟由西向东流淌，与从宣武门向南流的河沟汇合在一起，在两沟汇合处建有一座小桥。清初时这里曾经驻扎着满蒙的旗兵，因当时的汉人将蒙古人称为“鞑子”，附近居民就将此桥称为“鞑子桥”。这一地区也就叫了鞑子桥。后来河沟被填平形成了胡同，胡同也因桥得名为“鞑子桥胡同”。1912年后胡同名雅化为“达智桥”。

　　达智桥胡同的12号就是有名的松筠庵。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名人都与此地有关，一位是明朝敢说敢为的铮铮忠臣，做过北京城隍爷的杨椒山，另一位就是清朝领导了戊戌变法的康有为。

　　松筠庵的第一位主人就是明朝敢说敢为的铮铮忠臣杨椒山。杨椒山名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河北容城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杨椒山举家迁入了位于现在达智桥胡同12号的宅院。杨椒山生性耿直，嫉恶如仇。先因反对仇鸾同俺答妥协而开马市被贬职，复被起用后，又因弹劾奸臣严嵩十大罪状，而遭诬陷下狱，狱中三载受尽酷刑。据《明史》记载，他受刑前有人送他蚺蛇胆，用以镇痛、壮胆。杨椒山拒而不受，说，“椒山自有胆，何蚺蛇为！”受刑后他身受重伤，深夜醒来杨椒山摔碎瓷碗，用碎瓷片亲手割掉身上的腐肉和连着的筋络。为其掌灯的狱卒，平日里施酷刑无数，看到此景亦禁不住浑身发抖，以致手不能把灯，而杨椒山依然镇定自若。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杨椒山最终被杀害于西市。临刑前，他慷慨赋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诗句间透露出大丈夫凛然的英雄气概，听者无不动容。杨椒山的夫人张氏曾上书皇帝要求替夫受死，但皇帝未予理会。于是在杨椒山遇害的当天，杨夫人亦自缢殉夫。

　　杨椒山死后，严嵩倒台，明穆宗追赐他太常少卿，谥号忠愍。据明冯应京《月令广义》记载，杨椒山死后还被奉为北京的城隍爷。城隍，是传说中城的保护神。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即下旨命令京城和各府、州、县都建庙供奉本地的城隍神。与其他神灵不同的是，城隍神的人物原型因城市而异。城隍神大多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多为曾在该城市为官或生活过的廉吏、忠臣、品行正直或积极行善的人，也有曾为保护城市而做出特殊贡献的英雄人物，百姓为纪念他们，而将其加以神话，供奉为“本城城隍”。城隍神是人们心目中的阴间长官，百姓希望他们的英灵能像生前一样保佑百姓、除暴安良、守护城池、惩恶扬善。朱元璋因文天祥忠于宋朝，是人们学习的楷模，封他为北京的城隍爷。到了明末，因杨椒山刚正不阿而为奸臣严嵩所害是个忠臣，朝廷为了纪念他，就将他封为北京的城隍爷。因此杨椒山的宅第就改做了城隍庙，称为松筠庵。

　　清乾隆年间杨寿楠、李融巡城访知松筠庵为杨椒山故宅，曹学闵、阮葵生等人便倡议重修。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胡季堂、阮葵生等刑部官员集资修缮松筠庵，立为杨椒山专祠，名“景贤堂”。在景贤堂正堂内塑有杨继盛的塑像，塑像两旁有“不与炎黄同一辈，独留青白永千年。”的对联。清人戴璐的《藤阴杂记》中对此亦有记载，“松筠庵在炸子桥，庵不祀佛，塑幞头神像，相沿为城隍庙。”但遗憾的是现在塑像已无存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松筠庵僧心泉在庵后（西南方）建“谏草堂”，并请镌石名手张受之将杨椒山弹劾严嵩的谏章刻石，嵌于堂内墙壁上。大书法家何绍基题匾“谏草堂”，然而经过无数的磨难，谏草堂的匾额现在也已无存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心泉又集资在庵之西南隅修建八角“谏草亭”。现在从校场三条还可以看到这座历尽沧桑的古亭。据沈炳垣在《谏草亭落成纪事诗并序》中记载，镌石名手张受之将杨椒山疏稿刻制完成后心血耗尽，不久即在庵亭内病逝了。据说当年心泉还在松筠庵内修筑回廊，布置假山庭院。经过他的修缮，松筠庵内回廊蜿蜒，假山叠立，花木扶苏，风雅秀丽，成为当时仕士名流集会议论时政的地方。

　　到了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松筠庵里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等地给日本，并赔款二万万两白银。消息传来全国愤慨。当时恰逢科举会试，各省应考举人会集京城准备参加会试。广东举子康有为认为这是宣传变法的好机会，他召集各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会上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阐述变法强国的道理，与会举人亦是群情激愤。会后大家在他起草的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上纷纷签名，要求拒签合约、变法维新，并准备将此书投递到都察院。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从松筠庵拉开了序幕……松筠庵的名字也因此被写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里。1926年秋天，康有为重回北京，又重访了当年松筠庵公车上书的旧址。往事如烟袭上心头，他不禁潸然泪下。次年康有为即在青岛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