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２日电（记者 余晓洁 李想 赵超）“孔子，孔子，人人都在讨论孔子。跨越了２０００年，孔夫子‘活跃’在东方人、西方人的唇齿之间。”２２日，联合国经社部战略规划司司长内维德·哈尼夫在聚焦“文化传统、价值观与人权”的第四届北京人权论坛上发出感叹。

    “现在，孔子学院遍布全球，汉语学习持续升温，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与学习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真实的中国人权状况。”与会代表们说。

    论坛上，无论是主题发言还是小组讨论，外国专家都来“秀”汉语。争先恐后地用“东腔西调”的汉语互致问候和谈论人权。

    欧洲人权法院法官伊丽莎白·施泰纳说，中国的人权观念源于礼治，欧洲的人权观念源于法治。从孔子开始，中国的文化发展就强调民众之间及全社会的互动和谐。

    “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把人摆在社会和价值体系的核心位置。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提倡人对自身的克制和约束，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说。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首倡人的思想解放。他从殷商以来的天命神学中解放了‘人’，进而发现了‘人’，创立了中国古代朴素的人本主义人学。”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权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鲜开林说，孔子的仁学理论是中国古代朴素人权思想的集中代表。

    罗豪才呼吁，尊重多种不同价值观，拓展人权保障广阔空间。面对价值观和人权观的多元化，应当抛弃那种不合时宜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和态度，高扬协商理性的大旗，力推一种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协商机制。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和合’‘和谐’理念，能够为协商机制的建立提供丰富的思想支持。”罗豪才说。

    来自２６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港澳台地区的近百名人权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出席了本届论坛。

中外人权专家：发展人权应与尊重文化传统“比翼齐飞”

    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２日电（记者黄小希、许林贵、李响）２２日，正在此间举行的第四届北京人权论坛上，针对人权发展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与会中外专家认为,发展人权应与尊重文化多元和谐共处。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霍桂桓认为，无论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还是就现实具体状况而言，人权观念的形成、尤其是它通过具体实现而发挥现实作用的过程，都与特定的文化观念及其历史传承有着直接的、极其密切的关系。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认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差异，都是同文化上的差异相联系的。

    “我们无法改变各个国家文化上的差异，但可以通过文化交流了解并理解这样的差异，从而增进在人权问题上的认同。”李君如说，在国际交流中，人权对话比人权对抗好。人权对抗，不仅不能保障和改善一个国家人民的人权状况，还会因社会动荡而损害那个国家人民已经享有的人权。只有人权对话，才能够真正有效地促进各个国家人权事业的发展。

    古巴外交部多边司参赞刘易斯·阿尔贝托·阿莫罗斯·努涅斯在其提交的论文中直言，所有人权的普遍性只有在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的差异和特殊性得到尊重时才会成为现实。所有民族和国家必须在和平、宽容和相互尊重的国家和国际环境中保存和发展各自的文化遗产。

    他同时提醒，不尊重文化多样性、倡导为强者谋利的种族、文化和民族优越性的种族主义、歧视和排外概念是造成历史上惨痛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我们必须避免重蹈覆辙。

    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李云龙等专家认为，儒家思想对于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有积极意义。从工业文明中产生出来的现代文化，由于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轻视社会责任，已经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泛滥、社会凝聚力下降的恶果。重视社会责任的传统儒家思想，恰好可以弥补现代文明在这方面的缺陷。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澳门立法会议员崔世平指出，中华文化的传统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权观念有其相切合之处，尤其是对人的尊重与本性的赞扬，凸显出以自律道德为引导的人权观。西方的人权思想可汲取这方面的有益元素，让人权观适合于世界不同的国情文化。

发展中国家人权专家：判断人权发展状况要考虑国情和文化传统

    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２日电（记者 崔静、任坷、赵超）人权是否存在地域和文化差异？发展中国家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人权是否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在此间召开的第四届北京人权论坛上，多位中外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指出，判断一个国家维护和发展人权的状况要考虑各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不同国情对人权发展的独特需要。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认为，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应该用一个标准、特别是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国家的人权发展状况，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必须同各个国家的国情相结合，不仅要考虑到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还要尊重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中国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对这种观点表示认同。他指出，现代人权价值观发轫于西方，成型于西方国家主导制订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但西方在近代订立的人权观念并非绝对的唯一标准，不完全适合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需要。

    他说，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经济以至民生上仍有很漫长的发展道路，现在对于中国来说，将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适应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是中国当前最迫切和首要的任务。

    崔世平认为，人的理性思维、道德判断、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都根植于他们所身处的文化传统，因此对于西方的人权学说，中国并不能全盘照搬，而是要肯定特定的基本原则，再考虑现实国情和文化传统，借鉴世界各国经验，创造与发展一套适合自己的人权保障体制。

    马来西亚玛拉技术大学法学部高级教授沙德·萨利姆·法鲁基也表示，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同等重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人类的生存权理应首先得到保护。

    “食品和自由同等珍贵，面包和投票箱同样重要。如果贫穷普遍存在，饥饿和疾病四处蔓延，人们就不可能享受真正意义上的人权。”沙德·萨利姆·法鲁基说。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人权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对不同社会条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人权的要求、性质和内容也不同；而一些发达国家则片面强调人权的普遍性，注重人权的“统一标准”并将其绝对化，认为国际上应有统一的人权模式，甚至鼓吹只有建立和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才是实现人权的唯一途径。

    对此，古巴外交部多边司参赞刘易斯·阿尔贝托·阿莫罗斯·努涅斯指出，人权的普遍性只有在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的差异和特殊性得到尊重时才会成为现实。因此，必须意识到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文化、宗教背景下形成的人权独特性的重要意义。

    “在实现发展权利和加强多边主义的过程中，尊重文化多样性是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国际社会努力巩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指导原则。”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