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５日电（侯丽军、梁淋淋、彭侃）“中国的和平发展”座谈会１５日在北京钓鱼台举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等多位专家对６日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进行了多角度深入解读。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有六大理论创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

    【曲星】它首次把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到“国家意志”的高度；首次把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三步走”与和平发展道路联系起来；首次从“综合、共同、合作”的角度来论证新安全观；首次提出“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概念；首次提出“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概念；首次突出“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白皮书很重要的理论创新是‘由内及外’地阐述这条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

    【黄仁伟】这种必然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艰苦探索，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来自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文化理念的精髓。这些由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所决定的各种要素组合，构成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性。它不是任何外部力量强加于中国、也不是中国人迫于外部环境而作出的无奈选择，而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自觉选择。

    “外部世界对中国形形色色的关注、误解和批评，是中国必须认真应对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

    【王缉思】概括起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主要存在五方面质疑：一是认为中国是“脆弱的大国”，认为中国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内部挑战，和平发展缺乏强固的内在根基。二是认为中国是“强势崛起的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缺乏必要的国际安全制衡。三是认为中国是“另类的国家”，“中国模式”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格格不入，容易导致政治冲突。四是认为中国是“资源饥渴型”国家，可能排挤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五是认为中国难逃“国强必霸”的历史覆辙，特别是必将挑战不愿放弃霸权的超级大国美国。

    本着“倾听意见、尊重差异、了解诉求、超越分歧”的目的和态度，白皮书对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质疑作出了自信、坚定、恰当、有针对性的回应。

    “实行内外战略统筹，要立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王一鸣】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相互联系和互动关系的增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些担忧和疑虑，比如，中国能否转变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经济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带来能源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和排放，从而对国际市场和减排带来更大压力；中国能否有效控制收入差距，使经济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对这些问题，白皮书都有针对性地作出了回应。

    “坚持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是和平发展的必要保障。”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孟祥青

    【孟祥青】坚持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实现“三大目标”、创造和平国际环境和有力外部条件的必要保障。

    一个国家的国防政策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反映，走和平发展道路，既要奉行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政策，也要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由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对外政策和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军事扩张。这既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政府基于国家根本利益和时代潮流所做出的战略选择，体现了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的一贯性和恒定性。

    “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开启了大国崛起模式的崭新尝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金灿荣】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和实力积累，中国正在以积极、和平、合作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变动和大国关系调整的重要力量。从更长历史时段来观察，中国的和平发展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推动国际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第二，中国的和平发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第三，中国的和平发展将工业文明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第四，中国的和平发展丰富了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