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毫无疑问已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国，更因为中国采取了与其他转轨国家所不同的独特转轨路线并取得更加扎实的转轨成就。转轨路线的不同和转轨成就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本文以比较的视角对过去三十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独特道路进行解剖和总结，使有兴趣的读者深切认知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国范式。本文还试图检讨这种范式可能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改革道路的未来抉择。本版将分四期刊出这篇文章，敬请留意。

■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国范式及其面临的挑战(1)

1.激进的控制权改革

在1977年，国有企业产出占中国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八成左右，它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转。1978年底，在四川化工厂等六户国有企业自己的请求下，四川省政府同意对这六户企业实行放权让利试点。六户企业的改革举措在很短时间内就产生了企业产出和职工收入“双增加”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而引起其他企业效仿，进而得到上层肯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四川六户企业放权让利试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不但迅速开启了国有企业大规模改革的大门，更重要的是，它一方面确立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初路线图，即进行控制权改革而不是所有权改革，另一方面还展示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推动力和后续推动力。基础推动力显然来自基层，而后续推动力则是来自于上层。基层的基础推动力具有自发性，但不太规范，而上层的后续推动力意味着以政治权威对改革举措予以认可和推广，并强调规范性。放权让利改革在全国产生了显著效果，主要工业品产量连年大幅度增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职工收入也不断提高。完全可以说，不触及国家所有制的控制权改革在这段时间里获得了巨大成功。

了解当时的改革背景及改革目的，是理解当时控制权改革获得成功的关键。当时的改革背景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工业品十分短缺，解决短缺问题是国家经济工作的头等任务。在非国有企业还没有登上中国经济舞台的情况下，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直接目的就是千方百计促使企业尽快增加生产。是私有化还是放权让利更能实现这个目的？即使不考虑意识形态和认知局限，私有化也并非合适选择。私有化需要企业财产分配技术或产权交易技术，以及需要相应的资金和市场，当时的中国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提供这些条件。在当时的环境下，私有化还将导致巨大的不确定性。私有化之后的企业是完全按照市场信号组织生产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政府计划？如果出现亏损是由政府救助还是自行倒闭？企业将由谁拥有以及如何产生管理层﹖普通职工将面临什么样的出路和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在私有制占主体和市场机制健全的英、法等国，这些问题可能显得多余或者不难回答，但在转轨初期的中国没有人能够对不确定性问题提供确切的答案。与私有化相比，放权让利的不确定性要小得多。政府部门、管理层和职工很容易算计放权让利对于自身的意义：困扰政府的短缺问题将得到缓解，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将增加，职工虽然付出更多劳动但提高收入的梦想将得以实现。尽管没有触及到所有制，当时情况下放权让利的革命性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以美国经济学家埃冈·伯格和威廉·达菲在《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比较》中创立了DIM框架来分析，不难发现放权让利导致的体制变革。放权让利首先让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之前被政府牢牢控制的生产决策权，初步打破了计划体制的束缚，实现了决策权从政府向企业的逐渐转移。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可以直接对市场信息作出反应，价格信号开始具有重要性，市场机制被引入。放权让利使国有企业开始享受到根据市场信号决策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企业留利和职工收入相应增加，从而使得初始改革举措具有正反馈作用，刺激企业提出进一步放权让利的要求。

不过，放权让利改革在实践中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现象。放权让利本质上是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订立了某种合约，但合约具有不完备性，必然会出现政府和企业之间重新谈判，由此导致的扯皮摩擦使“政企不分”问题无法借助合约本身来解决。重新谈判首先出现在企业留利方面的分歧，从而引发后来的经济责任制和利改税实验以及承包制和租赁制。承包制和租赁制属于激进的控制权改革。对国有企业全面实行承包制和租赁制影响最大的要数乡镇企业，中国新生的非国有企业快速崛起及其带来的竞争和示范效应，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承包制和租赁制实质上开始触及到所有权的一个核心内容——剩余索取权方面的改革。在实际当中，国家强化自己作为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与提高企业生产积极性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花了十年时间寻求各种不同方案而无法解决，凸显了国家刻意回避正式的所有权改革而固守控制权改革带来的困局。内部人在剩余索取权争夺中不断获得优势，一方面维持了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控制权改革的外衣下，发生着静悄悄的关于所有权所产生剩余收益的重新安排，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非正式的所有权改革，在这种非正式的所有权改革中可以窥见隐含的民营化。这种长时间非正式的所有权改革在其他转轨国家不曾有过，在英、法等发达国家更不曾有过。